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明伦汇编/家范典/第015卷 > 春秋四传 > 《蒯聩奔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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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定公十有四年“秋，卫世子蒯聩出奔宋。”

《左传》：卫侯为夫人南子召宋，朝，会于洮。太子蒯聩献
孟于齐，过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尔娄猪盍，归吾艾
豭’。太子羞之，谓戏阳速曰：‘从我而朝少君，少君见我，
我顾，乃杀之’。速曰：‘诺’。乃朝夫人。夫人见太子，太子三
顾，速不进。夫人见其色，啼而走曰：‘蒯聩将杀余’。”公执
其手以登台。太子奔宋，尽逐其党。故公孟𫸩出奔郑，
自郑奔齐。太子告人曰：“戏阳速祸余！戏阳速告人曰：
‘太子则祸余。太子无道，使余杀其母。余不许，将戕于
余。若杀夫人，将以余说余。是故许而弗为，以纾余死。
谚曰：‘民保于信，吾以信义也’’。”

《胡传》：“世子，国本也。”以宠南子，故不能保世子而使之
去国；以欲杀南子，故不能安其身，至于出奔，是轻宗
庙社稷之所付托而恣行矣。《春秋》两著其罪，故特书
“世子”，其义不系于与蒯聩之世，其国也，而灵公无道，
不能正家以危其国本，至使父子相残毁灭，天理之
所由著矣。

〈大全〉徐氏曰：“父子天伦，无相去之义。今太子以小小无道，卫侯恶而逐之，又无杀己之意，太子怼而去之。一则讥卫侯之无恩，一则甚太子之不孝。”　胡氏曰：“‘书卫世子奔宋，则以罪灵公也。书赵鞅纳卫世子蒯聩于戚’，则以罪蒯聩也；书齐国夏、卫石曼姑帅师围戚，则以罪辄也。”　张氏曰：临江刘氏曰：“《左传》叙蒯聩事，曰‘蒯聩’”欲杀夫人。予谓蒯聩虽不善谋，安有此事哉？且杀夫人，蒯聩独得全乎？彼所羞者，以夫人名恶也。如杀其母，为恶愈大，反不知可羞乎？盖蒯聩闻《野人之歌》，其心惭焉，则以谓夫人。夫人恶其斥己之淫，则啼而走，言太子将杀予以诬之。灵公惑于南子，所言必听从，故外则召宋朝，内则逐公叔，戍赵阳。彼不耻召宋朝，固亦不难逐蒯聩矣。此其真也，不当如《左氏》所记。及蒯聩出，乃奔宋。使真有其事者，宋南子家也。蒯聩负杀南子之名，又走入其家，敢乎哉！　常山刘氏曰：“蒯聩出奔，《春秋》不去其世子者，卫侯之罪也。南子之恶亦已甚矣，其欲去世子之意亦已明矣。如哀姜乱鲁，骊姬乱晋，若此比者不”鲜矣。而灵公听南子之谮，谓蒯聩欲弑其母，不能为辨明，以致其出奔，岂非灵公之罪乎？自古谗妇之诬其子多矣，考二刘之言，足以知《左氏》所记，乃南子之谗言，而非当时之实录也。　汪氏曰：“二刘、张氏之说固善，然皆泥于书世子”之义，故疑《左氏》之说。然楚商臣、蔡般弑君，而书“世子”，岂亦与之乎？窃考蒯聩忘父之丧，而致他人使之谗，忘子之亲，至迫以兵而必夺之位，其于人伦天理，泯灭几尽。则其耻南子之淫行而欲杀之，固有是事。《朱子集注》于《论语》二章，皆以蒯聩欲杀母得罪于父，则《左传》未可尽废也。详观经文，书“赵鞅帅师纳卫世子于戚”，不曰“世子复归”而书“纳”，则蒯聩有罪明矣。何休乃云：“子虽见逐无去

父之义，舍其大而论其细，何居　？庐陵李氏曰：“‘此条《公》《谷》亦无杀母之事，张氏取二刘之说，极得事情’。谢氏亦曰：‘骊姬害晋，南子害卫，其情一也’。然则申生、蒯聩之贤否虽异，而晋献、卫灵之听谗则同，故皆书‘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