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明伦汇编/交谊典/第116卷 > 《大学衍义》补。 > 《明复仇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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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礼》：“调人掌司万民之难而谐和之。凡过而杀伤人
者，以民成之；鸟兽亦如之。凡和难，父之仇，辟诸海外；
兄弟之仇，辟诸千里之外；从父兄弟之仇不同，国君
之仇，视父师；长之仇，视兄弟；主友之仇，视从父兄弟弗辟，则与之瑞节而以执之。凡杀人有反杀者，使邦
国交仇之。凡杀人而义者不同，国令勿仇，仇之则死。”
凡有斗怒者成之，不可成者，则书之，先动者诛之。

吴澂曰：“为亲复仇者人之私情，蔽囚致刑者君之公法，使天下无公法则已，如有公法则私情不可得而行矣。夫司徒掌教，教民以六德之和，又教之以六行之睦，唯欲斯民之和协也，如其不从教则不睦之刑从而加焉，在所不赦也。而其官属乃掌万民之难，使之相避，是使天下之人得以肆其私情，而人君之公” 法，不复可行于世，与《大司徒》之教相反。如必曰从人之私情，则父之仇不与共戴天，辟诸海外亦未为得盍，亦使之弗共戴天而后可也。又曰：“凡杀人有反杀者，使邦国交仇之。凡杀人而义者，不同国，勿令仇，仇之则死。” 果如是，殆将使天下以力相陵，交相屠戮，往来报复，无有已时。圣王令典，决不若此之缪。

臣按：调人之和难，盖谓过而杀伤人者也，如《律文》所谓“误杀、戏杀、过失杀” 之类，以其本无意而杀人，而或致其人于死，事虽可恶而情则可矜，然死者不可复生，孝子、弟弟、忠臣、义士其于父兄、师主之死不以其天年，彼虽无故杀之心而其父兄、师主实因之而死，其心有不能忘者，然其人或在《十议》之辟及有益于斯世。原其所犯，罪不至死，是以先王立调人之官，以和其难。凡过而杀伤人者，以民成之。郑氏谓：“过，无本意也，成，平也。以乡里之民共和之” ，盖以谓报仇天下之公义，宥过圣人之微权，若施之以法，则伤孝子之心，姑避之于他，少舒报者之愤。先王治世不专以法，法之中有情，不专以仁，仁之中有义如此。夫我圣祖作为教民榜文，颁示闾里，有曰：“民间除犯十恶及强盗杀人外，其有犯奸盗诈伪人命，本乡本里内，自能含忍省事，不愿告官，系累受苦；被告伏罪，亦免致身遭刑祸，止于老人处决断者听。” 呜呼！圣祖之意，其与《周礼》“调人，凡过而杀伤人者，以民成之” 者，不约而同也。

《朝士》，凡报仇雠者，书于士，杀之无罪。

臣按：所谓“士” 者非谓朝士也，凡书于乡士、县士、方士皆是也。既书于士而上于朝士而掌之。

《曲礼》曰：“父之仇，弗与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交游
之仇，不同国。”

吕大钧曰：“杀人者死，古今之达刑也。杀之而义则无罪，故令勿仇，调人之职是也。杀而不义则杀者当死，宜告于有司杀之，士师之职是也。二者皆无事乎复仇也。然复仇之文杂见于经传，考其所以，必其人势盛缓则不能执，故遇则杀之，不暇告有司也。父者子之天，不能复父仇，仰无以视乎皇天矣。报之之意誓” 不与仇俱生，此所以弗共戴天也。马晞孟曰：“先王以恩论情，以情合义，其恩大者其情厚，其情厚者其义隆。是故父也、兄弟也，交游也，其为仇则一，而所以报之者不同。或弗共戴天，将死之而耻与之俱生也；或不反兵，将执杀之，而为之备也；或不同国，将远之而恶其比也。呜呼！圣人不能使世之无” 仇，亦不能使之释仇而不报，唯称其情义而已矣。若夫《公羊》论九世之仇，则失于太过，而所报非所敌矣。汉之时，孝子见仇而不敢复，则失于太严，而孝弟之情无所伸矣。

《游桂》曰：“圣人之治天下，于暴乱之人以公法治之。苟制之于公法而不足，则由于私义而制之，是以暴乱者无所逃罪而人安其生。夫所谓仇，皆王诛所不及，公法有时而失之者。圣人因礼而为之法，曰：‘某仇也，是其子与弗共戴天者也；某仇也，是其兄弟所必报而不反兵者也；某仇也，是其交游之所不同国者也。《三仇》皆以杀人而言，人之子弟交游皆得报而杀之。弗共戴天’” ，则世之暴者不敢害人之父母矣。不反兵，则世之暴者不敢害人之兄弟矣。不同国，则世之暴者不敢害人之交游矣。自秦以来，私仇皆不许报复，下之私相残死而无告者不知其几何子报仇而以其狱上者，有司常不知所以处之。至唐而陈子昂、韩愈、柳宗元之议起。陈之议报父仇者诛之而旌其闾，柳固已辟之，虽辟之而初无一定之论。韩之言曰：“子报父母，仇以其狱上尚书省，使百官集议闻奏。” 此说粗为得之，然亦不能明先王之故。复仇之事。苟欲从古，则其所以为天下之道，举必如三代而后可。三代之时，皇极立而公法“行，治不一出于法，而私义得以参乎其间。今欲依古许人复仇，则为有司者道法交有所不备；不许复仇，则伤孝子顺弟、贤人义士之心。” 顾元常曰：“治平盛世，井井有纲纪，安有私相报仇之事？然事变万端，岂可以一律论？如父母出于道，忽被彊寇劫盗杀害，其子岂容？但已在旁，必力斗与之俱死；不” 在旁，必寻探杀之而后已。此乃人子之至痛，追思殆不欲生。纵彼在穷荒绝域，亦必

欲寻杀之以雪父母之冤，故不与共戴天也。然仇亦非一端，又看轻重如何。如父母因事被人挤陷，为人子者亦当平心自反，不可专以报复为心。或被人挟王命以矫杀，虽人子之至恨，然城狐社鼠不可摇动，又当为之饮恨，而不容以必报为心也。凡此之类，皆宜随时斟酌，傥不顾事之曲直，势之可否，各挟复仇之义以相构害，则是刑戮之民，大乱之道也。

《春秋公羊传》曰：“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父受诛，子复
仇，推刃之道也，复仇不除害。”

何休曰：“不受诛，罪不当诛也。若父受诛，子复仇，则复讨其子，一往一来，曰推刃取仇身而已，不得兼仇其子，复将恐害己而杀之。”

臣按：《公羊》因论伍子胥报仇而言，此盖谓列国争杀报复之事，非王法也。人君诛其臣民无报复之理，若有司服法以致人于死，则当赴愬于君以正其罪，亦不当私自报之。

元宗开元二十九年，巂州都督张审素，人有告其罪
者，诏监察御史杨汪按之。告者复告审素与总管董
元礼谋反。元礼以兵围汪，胁使雪审素罪。既而吏共
斩元礼，汪得出，遂当审素实反，斩之，没其家。时审素
子瑝、琇俱幼，坐流岭表，寻逃归，手杀汪于都城，系表
于斧，言父冤状为有司所得。中书令张九龄等皆称
其孝烈，宜贷死。裴耀卿、李林甫等陈不可。帝亦谓九
龄曰：“孝子之情，义不顾死。然杀人而赦之，此涂不可
启也。”乃下敕曰：“国家设法，期于止杀。各伸为子之志，
谁非徇孝之人？展转相仇，何有限极！咎由作士，法在
必行。曾参杀人，亦不可恕，宜付河南府杖杀。”士民皆
怜之。

胡寅曰：“复仇因人之至情以立，臣子之大义也。仇而不复，则人道灭绝，天理沦亡，故曰：父之仇不与共戴天。君之仇，视父张审素未尝反为人妄告，杨汪受命往按，遂以反闻，审素坐斩，此汪之罪也。瑝与琇忿其父死之冤，亡命报之，其失在不讼于司寇，其志亦可矜矣。张九龄欲宥之，岂非为此乎？而裴、李降敕之言” ，何其戾哉！设法之意，固欲止杀，然子志不伸，岂所以为教？且曰“曾参杀人，亦不可恕。” 是有见于杀人者死，而无见于复仇之义也。杨、汪非理，杀张审素，而瑝、琇杀汪，事适均等，但以非司寇而擅杀当之，仍矜其志，则免死而流放之可耳。若直杀之，是杨氏以一人而当张氏三人之命，不亦颇乎！

臣按：“复仇” 之义乃生民秉彝之道，天地自然之理，事虽若变，然变而不失正斯为常矣。以五行之理论之，如金生水，金为火所克，水必报之，水生木，水为土所克，木必报之，木、火土三行皆然，人禀五行以有生，有以生之必有以报之，人知所生者必报其所由生，是以相保爱、相护卫不敢相戕杀，非但畏公法亦畏私义，非但念天理，亦念人情。此人所以与人相安相忘，而得以遂其有生之乐也。然人世有无穷之变，王法有不到之处，天理有未定之时，或相杀焉。杀之不以其罪，泯之不存其迹，急之不容其缓。是故所杀之人，其父也，其子曰：“父生我者也。” 而人杀之，是无我也。我何以生为？必杀之以报我所生。所杀之人，其兄若弟也。其兄若弟曰：“兄若弟，我同生者也，而人杀之，是蔑我也，必杀之，以报我同生，我不报之。人设杀我，而我兄若弟不为报，吾谓之何？” 所杀之人，其交好游从也，其交好游从者曰：“若与我交好游从，彼非不知也，而杀之，是藐我也，必杀之以报我所知，我不报之。人设杀我，而我交好游从不为报，吾谓之何？” 天下之人，凡有生者，皆相为死，则彼不逞之徒，不仁之辈，不敢起杀人之念。盖虑其人之有子若孙，有兄若弟，若交好若游从，将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赴愬于有司，声冤于鼓石也。然而王法虽公，刑官虽明，苟无愬告者，则其冤又不能以上达。此圣人制其法于《礼》，使凡为人子、为人兄若弟有父母兄弟之仇，则必赴愬于官。不幸而无子孙兄弟，则其所交游者，虽非血属，亦得以为之伸理焉。苟愬于公而公不为之报，或其势远而力弱，事急而情切，一时不能达诸公，奋其义而报之，则亦公义之所许也。《礼》所谓“不共戴天，不反兵，不同国” ，盖谓为人子、为人兄若弟为人交游，恒“各以是存诸心，必报吾父，必报吾兄，若弟必报吾交游，不然，吾不与杀吾父者同戴此天，杀吾兄弟者，吾遇之必不反兵，杀吾交游者，吾与之必不同居此国。” 甚言必杀之以报所仇，不但已也，解《礼》者乃专以为私报，所仇狭矣。盖礼兼公私言也，不能报以公，必报以私，断断乎其必然，此先王立礼之意也。三代之时，皇极建而公道明，非士师无擅杀之吏，非天命无枉死之人，非独无不报之仇，而亦无仇可报也。然先王以好生为德，

恒恐一人之不得其生，而或有以戕其生者。故既本天地相生之理，制刑罚之常以弼教。又因五行相克之理，明报复之理以垂训，使人人知杀人之亲交者必死，杀己之亲交者必报，而皆不敢相戕害以丧其生，相容忍以忘其死。此古昔盛时，所以人无冤声，天无盩气，而世无祸乱之作也。自秦汉以来，此义不明，一切以法律持世，唯知上之有法，而不知下之有义。所谓复仇之义，世不复讲。至于有唐陈子昂、韩愈、柳宗元，始因适有报复父仇者，而各有所见。要之皆是也，而未尽焉。谨按《周官》朝士，“凡报仇雠者书于士，杀之无罪。” 所谓报仇雠者，非谓为人子若弟者，亲手剚刃于所仇之人，凡具其不当死之故，与所杀之由达于官者，皆是欲报其仇雠也。既书其情犯而告于官，而其所仇者或隐蔽、或逋逃、或负固而报仇之人能肆杀之以报其所亲之仇，则无罪焉。盖人君立法将以生人，无罪者固不许人之枉杀，有罪者亦不容人之擅杀，所以明天讨而安人生也。苟杀人者，人亦杀以报之，曰：“吾报吾所亲交之仇也。” 不分其理之可否，事之故误，互相报复，无有已时，又乌用国法为哉？《孟子》曰：为士师则可以杀人，明不为士师则不可以杀人也。朝廷当明为之法，曰：凡有父兄亲属为人所杀者，除误杀、戏杀、过失杀外，若以故及非理致死者，亲属邻保即为之护持，其子若孙及凡应报复之人赴官告愬，如无亲属，其邻里交游皆许之。府县有碍赴藩臬，藩臬有碍赴阙庭，径赴者不在越诉之限。若官司徇私畏势，迁延岁月，不拘系其人而为之伸理，其报复之人奋气报杀，所仇者所在即以上闻，持敕理官鞫审。若其被杀者委有冤状，而所司不拘其人，不具其狱，即根究经由官司坐以赃罪除名，而报仇者不与焉。若所司方行拘逮，而或有他故，以致迁延，即坐杀者以擅杀有罪者之罪，而不致死焉。若不告官，不出是日而报杀者，官司鞫审，杀当其罪者，不坐。若出是日之外，不告官而擅杀者，即坐其亲属邻保以知情故纵之罪。而其报复之人，所杀之仇，果系可杀，则谳以情有可矜，坐其罪而免其死。若官吏假王法以制人于死，《律》有常条，不许私自报仇，必须明白赴愬。若屡愬不伸而杀之者，则以上闻，委任大臣鞫审。如果被杀者有冤，而所司不为伸理，则免报仇者死，而流放之。如胡氏之所以处张瑝者，而重坐经由官司之罪。若被杀之人不能无罪，但不至于死，则又在随事情而权其轻重焉。如此则于《经》“于《律》” 两无违悖。人知“仇” 之必报。而不敢相杀害以全其生。知法之有禁。而不敢辄专杀以犯于法。则天下无难处之事。国家无难断之狱。人世无不报之仇。地下无枉死之鬼矣。

宋高宗绍兴末，盗发王公衮母冢，有司释之。公衮手
杀盗。事闻，兄佐为吏部员外郎，乞纳官以赎公衮之
罪，诏令给、舍议。杨桩等谓：“发冢开棺者，事当缓。公衮
始获盗，不敢杀而归之官，狱成而吏出之，使扬扬出
入闾巷，与齐民齿，则地下之辱，沈痛郁结，终莫之伸。
为人子者，尚当自比于人。公衮杀掘冢法应死之人，
为无罪纳官赎罪之请，当不许故纵失刑，有司之罪，
宜如律。”上是之。诏公衮降一官，依旧供职，绍兴府当
职官皆抵罪。

臣按：戕人之尸与其身虽有死生之异，孝子爱亲之心则不以死生而异也。王公衮诉发冢之盗于官，官不为之理而杀之，盖所杀者发冢应死之盗，所报者“不共戴天” 之仇，朝廷坐有司之罪是也，而降公衮一官，岂所以为训乎？夫公衮不闻之官而擅杀之，罪之可也，今既闻之官而官出之，则故纵失刑，罪有所归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