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边裔典/第111卷 > 大学衍义补 > 《守边固圉之略》
## 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边裔典/第111卷 > 大学衍义补 > 《守边固圉之略》

《诗小雅出车》之三章曰：“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车彭
彭，旗旐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𤞤狁于
襄。”

程颐曰：“城朔方而𤞤狁之难除，御戎狄之道守备为本，不以攻战为先也。”

臣按：朔方之地，自三代已为边地，汉人城之以遏虏之内侵，宋始废其城而弃其地。程氏谓“御戎狄之道，守备为本，不以攻战为先” ，乃帝王御戎之要法，万世所当遵守者也。

秦始皇三十三年，蒙恬于西北斥逐匈奴，单于不胜
秦，北徙，尽收河南地，并河以东属之阴山，因河为塞，
筑长城，因边山险，堑谿谷可缮者治之，起临洮至辽
东万馀里。

臣按：长城之筑，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馀里，其为

计也，亦劳矣。然此岂独始皇筑也？昭王时已于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人矣，亦非尽秦筑也。赵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燕自造阳至襄平亦皆筑长城，是则秦之前固有筑者矣。岂但秦也，秦之后若魏、若北齐、若隋，亦皆筑焉。盖天以山川险隘限夷狄，有所不足，增而补之，亦不为过。然内政不修，而区区于外侮之御，乃至于竭天下之财，以兴无穷已之功，是则不知所务矣。虽然，长城之筑，虽曰劳民，然亦有为民之意存焉。设使汉之继秦，因其已成之势，加以修葺，魏之继汉，晋之继魏，世世皆然，则天下后世亦将有以赖之，限隔华夷，不得以为吾民害矣。奈何后之人惩秦人起闾左之失，虑蒙恬绝地脉之祸，而废其已成之功，岂不可惜哉！后世守边者，于边塞之地，无山川险阻之限，而能因厄狭之阙，顺形势之便，筑为边墙，以扼虏人之驰突，亦不可无也。但不可速成而广扰尔。若就用其守御之人，而限以三十年之久，徐徐而为之，其成虽迟，犹胜于不为也。

始皇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阙、陶山、北假中，筑亭障以
逐戎人。恬居上郡十馀年，威振匈奴。

《水经》曰：“赵武灵王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山下有长城，长城之际，连山刾天，其山中断，两岸若阙焉。自阙北出黄中关口，有城，跨山结局，谓之高阙戍。” 自古迄今，常置重捍，以防塞道。

臣按：所谓“高阙” 者，其山中断，两岸若阙焉。今之边关皆是万山绵亘之间，忽然中断，可以往来，故历代设为重城，屯士卒以戍守之，所以绝华夷之通，使外之寇贼不得入而内之奸细不得出也。按《史》：高阙在古朔方临戎县北，连山中断，两峰俱峻若城阙焉。朔方，古夏州也，今地在黄河套中，世不知其所在。就以今日边关言之，其最大而要者，居庸、紫荆、松亭、雁门是也。前代关隘之设皆为守边惟今日边关则咫尺神京之侧非但守边也。盖开辟之初，天造地设此连亘之山以为华夷之限而又遣巨灵擘开两山以通出入，盖于亿万载之前豫有待乎？自古建都于燕者，前有召公奭，后有金元，而王气之隆，正有在乎今日。臣尝观元人进《金史》之表曰：“劲卒𢭏居庸关，北拊其背；大军出紫荆口，南扼其吭。” 此古今都燕者防患之明鉴也。然𢭏居庸而谓之拊背，出紫荆而谓之扼吭，则其立言之间，轻重缓急不问可知。盖背乃人身之所倚负，而吭则呼吸饮食所必经，死生之系也。况今六军亿兆聚于京师，北倚居庸，即为重镇，而紫荆乃南出之路，疾骑抵吾运道，数日可到，是尢不可不加之意焉。议者往往急居庸而后紫荆，此不知大势者之言也。伏望圣明深以前代为鉴，防患于未然，宗社生灵不胜大幸！

《汉书·贾谊传》曰：“斥堠望烽燧不得卧，将吏被甲胄而
睡。”

文颖曰：“边方备胡寇，作高土橹，橹上作桔皋，桔皋头兜零，以薪草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即火燃，举之以相告曰烽。又多积薪，寇至即燃之，以望其烟曰燧。”

颜师古曰：“昼则燔燧，夜则举烽。”

臣按：烽燧之制，自汉已有之。

晁错言于文帝曰：“远方之卒守塞一岁而更，不如选
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备之，以便为之高城深堑，具
蔺石，布渠答，复为一城。其内城间百五十步，要害之
处通川之道，调立城邑毋下千家，为中周虎落。”

《如淳》曰：“蔺石，城上雷石也。”

《苏林》曰：“渠答，铁蒺蔾也。作虎落于塞要下，以沙布其表，且视其迹，以知匈奴来入。”

文帝十四年，匈奴十四万骑入朝那萧关，杀北地都
尉昂。虏人畜甚多，遂至彭阳，使骑兵入烧回中宫。候
骑至雍甘泉。诏以中尉周舍、郎中张武为将军，车千
乘，骑卒十万，军长安。而拜昌侯卢卿为上郡将军，甯
侯魏遫为北地将军，隆虑侯周灶为陇西将军，屯三
郡。上亲劳军勒兵，自欲征匈奴。群臣谏，不听。皇太后
固要，上乃止。以张相如、栾布为将军，击逐出塞而还。

臣按：汉文帝一闻边报，即欲勒兵自征匈奴，帝之奋发则有矣，然非帝王御边之常道也，盖备边有其要，不在于临时而在于平日，御边有其道，不在于自用而在于用人，是“以自古圣帝明王知中国之害在于夷狄，故于封疆之守尢尽心焉，故于无事之时谋为措置，会计考验，凡吾土宇之内临边之地若干处，其” 延袤几何？某处为总会，某处为要害，某虏最为强悍，沿边之城堡若干？戍卒若干？斥堠若干？某处当何如而守？某虏当何如而备？某人可用为将帅，某人可用为偏裨，虏侵某处，当用何处兵以援之？虏若深入，当于何所而扼其归？某城与某城相接，某寨与某寨相连，里数之远近山川。

之险易，人力之勇怯，储峙之多寡，具而为图，书而为策，寘于座右，则人君虽居九重之上，深宫之中，不出殿门，而边塞城堡将卒戎落，皆悬著于目睫之间，展转于心胸之内。一有警报，即按图运谋，因机生智，随能命将，合众人之长，集群策之要，政不必亲驾六飞，躬临沙漠之区，自亲矢石之用。“胜之不足以为武，不” 幸而败焉，岂不长夷狄之威，而贻中国之耻哉？然则寇准劝真宗幸澶渊，亦非欤？曰：“圣人处事于其常而不于其幸。” 夫以汉高祖英雄之主，而一时名将多在，尚几危于平城。真宗视高祖如何，寇准视陈平如何，高琼视樊哙如何，必有能辨之者。

文帝后六年，匈奴入上郡、云中，所杀略甚众，烽火通
于甘泉、长安。遣将军令免屯飞狐，苏意屯句注，张武
屯北地，周亚夫次细柳，刘礼次霸上，徐厉次棘门，以
备胡。上自劳军至霸上。

臣按：汉都、长安、上郡、云中皆近边之地，烽火通于甘泉，盖传报耳，非虏至甘泉也。飞狐、句注之屯以备云中、北地，细柳、霸上、棘门之屯以备上郡，盖古人守边，既于临寨之地建城寨、筑亭障、屯戍卒，命将专守其地，遇虏来寇，既自御之，又通报于朝廷，遣将屯其要害以备之，所以为边将之声援耳，不必亲临其地也，使虏闻之，知吾有备，纵得入塞，不敢驰突。其塞垣守御，一责之边将，非其力不能支，所遣之将不轻出也。大抵内地之兵与戍边之卒异。内兵不经战陈、不晓地利，且多骄脆，但可以为声援耳。不若生长边陲者，惯战而耐苦，不徒为国，而又以各自为其家。一卒亡，一丁补，知其必不可已，所以肯捐躯拒敌也。不然一旦命贵将统内军以临之。兵不识将将不知兵。情既不通教又非素甚者。乃至未战则用边兵以供役。临战则驱边兵以当先。遇有功次又攘而有之。此戍边将士所以解体也。臣请遇有边警宜如汉文遣将屯军故事而责其功于边将。彼此相应一为声援。虏知吾内外有备则自然退缩矣。

武帝太初四年，遣光禄勋徐自为筑五原塞外列城
数百里，远者千里，筑城障，列亭至卢朐。

颜师古曰：“汉制，每塞要处别筑为城，置人镇守，谓之候城，即此障也。”

昭帝时，匈奴行攻塞外亭障，略取吏民去。是时，汉边
郡烽火，候望精明，匈奴为边寇者少利，希复犯塞。
元帝时，单于上书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传之无
穷，请罢边备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天子令下有司
议，议者皆以为便。郎中侯应习边事，以为不可许。上
问状，应曰：“周秦以来，匈奴暴桀，寇侵边境，汉兴，尢被
其”害。臣闻北边塞至辽东，外有阴山，是其苑囿也。至
孝武世，出师征伐，斥夺此地，攘之漠北，建塞徼，起亭
隧，筑外城，设屯戍以守之，然后边境得用少安。夫夷
狄之情，困则卑顺，强则骄逆，天性然也。前以罢外城，
省亭隧，今裁足以候望通烽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
不可复罢。中国有礼义之教，刑罚之诛，“愚民犹尚犯
禁，又况单于能必其终不犯约哉？自中国建关梁以
制诸侯，所以绝臣下之觊欲也。设塞徼，置屯戍，非独
为匈奴而已，亦为诸属国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
思旧逃亡也。近西羌保塞，与汉人交通，吏民贪利，侵
盗其畜产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世世不绝。今罢
乘塞，则生慢易分争之”渐。往者从军多没不还者，子
孙贫困，一旦亡出，从其亲戚。又边人奴婢愁苦欲亡
者多，曰“闻匈奴中乐，无奈候望急何？”与夫盗贼桀黠，
群辈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则不可制也。起塞以
来，百有馀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岩石，木柴僵落，
谿谷水门稍稍平之，卒徒筑治，功费久远，不可胜计。
议者不深虑其终始，欲以一切省繇戍，十年之外，百
岁之内，卒有他变，障塞破坏，亭隧灭绝，更发屯缮治，
累世之功，不可卒复。开夷狄之隙，亏中国之固，非所
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蛮之长策也。

颜师古曰：“隧谓深开小道而行，避敌钞寇也。” 臣按：《班史武纪》所谓“城障列亭” ，《匈奴传》所谓“建塞徼、起亭隧” ，是乃古人候望之所，今世所谓营堡、墩台之类也。《贾谊传》所谓“斥候、烽燧” ，《晁错传》所谓“蔺石渠、荅虎落” ，是乃古人候望之具，今世所谓烟火、信炮、礌石之类也。大抵斥候以远为宜，以高为贵，以简为便，盖近则缓不及事，低则候不及远，繁则人少而费多。臣请以今日边事言之，且如宣府一处，腹里墩口二百七十二所，沿边共四百五十六所，即此一处以例其馀，其城寨之设，皆当要害之处，固无容议，但墩台之类，则恐失之太多。臣愚以为设墩台以候望也，其相去之远近，当以火光可见、炮声可闻为限。夫以方丈之土，堆十数之孤，卒持一二日之水米，出于数百里之外，其孤危甚矣。苟非地险而迳迂，势高而食足，其乘障者几何不

“为虏持首去，如狄山也哉？” 臣窃以为宜遣行边大臣，会同守边将帅，躬行边地，相其事势，审其形便，于凡旧日墩台可省者省之，可增者增之，可并者并之。大抵主于简而远，声闻可相接，目力可相及处则立为一墩，及于众墩之间要害处立为一堡，使之统其附近诸墩，有事则相为接应。墩统于堡，堡统于城，如臂指之相使，如气脉之周流。于外墩之内，每二三十里各为总台数处，以次通报于城中。其墩之制，高必极望。墩之下，于三四里间，四周俱筑为土墙，高四五尺，长七八尺许，横斜错乱，彼此相入，人须委曲，然后可行，使虏马不能侵近。其墩之上，除候卒自持口粮外，常蓄一月水米，以防不测。若夫烽燧之制，古人昼则燔燧，夜则举烽。偶遇风劲，则烟斜而不能示远。值霖雨，则火郁而不能大明。宜于墩台之上，立为长竿，分为三等，上悬红灯，以灯数多寡，为虏缓急众寡之候。所谓红灯者，锻羊角、效鱼魫为之而染以红，遇夜则悬以示远，数百里之间，举目可见矣。

武帝元朔二年，卫青出云中，西至高阙，遂至陇西，捕
首虏数千，走白羊、楼烦二，取河南地为朔方郡。主父
偃言：“河南地肥饶，外阻河，蒙恬城之以逐匈奴，省转
输戍漕，广中国灭胡之本也。”公卿皆不便。上竟用偃
计，立朔方郡，募民徙者十万口，筑城缮寨，因河为固，
转漕甚远，自山东咸被其劳。费数百钜万，府库并虚。

臣按：汉立朔方郡，即赫连勃勃命叱干阿利蒸土筑城之处，所谓夏州是也。后秦姚兴以赫连勃勃为安北将军，镇朔方，勃勃僭称天王，建国曰夏，命其臣叱干阿利发岭北夷夏十万人，于朔方水北、黑水之南营起都城，号为统万，命其秘书监胡义周作《颂》曰：“营起都城，开建京邑，背名山而面洪流，左河津而右重寨。” 盖此地在汉已有城，而赫连夏乃于此建都也。隋以朔方地分置胜州、榆林郡。唐开元中，置朔方都大总管兼安北都护。唐末，拓拔思恭镇是州。唐赐姓李。五代李仁福彝超继领节镇，号定难军。宋太平兴国八年，李继捧来朝，愿纳土。其弟继迁不乐内附，亡命啸聚扰边。淳化中，太宗以夏州深在沙漠，奸雄因之以窃据，欲堕其城。吕蒙正曰：“自赫连筑城以来，颇与关右为患，若废之，万世利也。” 遂诏废之，迁其民于银、绥，分官地给之。其州兵不徙，相聚置营，仍曰夏州。真宗咸平末，继迁死。景德中，其子德明款寨内附，朝廷假以本道节制，始自夏州迁怀远镇，改为兴州居之，即今宁夏卫是也。德明之子元昊僭号，自称夏帝。《史》谓“其境土方一万里，河之内外州郡凡二十有二。河南之州九：曰灵、曰洪、曰宥、曰银、曰夏、曰石、曰盐、曰南威、曰会。河西之州九：曰兴、曰定、曰怀、曰永、曰凉、曰甘、曰肃、曰瓜、曰沙。熙秦河外之州四：曰西宁、曰乐、曰廓、曰积石。其地饶五谷尢，宜稻麦” ，即今州郡。考之，所谓兴，即今宁夏也，河西及河外之州，今多存焉，其河南九州，虽其一二可考，而其七者不知其所在，意者皆在今河套中邪？自昔守边者，皆袭前代之旧。汉因秦，唐因隋，其边城营堡往往皆仍故迹。唯我朝守边，则无所因袭而创为之制焉。盖自唐天宝以后，河朔以北多为方镇所有，其朝廷所自御者，突厥、吐蕃、南诏而已。五代以来，石晋以燕、云赂契丹，而河西尽属耶律氏，宋人以内地为边境。我圣祖得天下，于中国西北边城立为藩府，统重兵，据要害，然皆在近边，而未尝远戍境外，如汉唐之世也。洪武之初，西北边防重镇曰宣府，曰大同，曰甘肃，曰辽东，曰大宁。永乐初，革去大宁，唯存四镇。宁夏守镇，肇于永乐之初；榆林控制，始于正统之世。其馀花马池等堡，皆是边境多事之秋创置者也。方今北虏入寇之地，其要害之处朝廷处置固已严密，但所谓黄河套者尚若阙焉，何也？前代所以废弃之者，以其边城之防守在内而其地在外故也。今日吾之守镇，顾有在河套之外者，秋高马肥，风寒河冻，彼或长驱而入，屯结其中，以为吾内地之扰。幸其素无深谋，未用华人之计，不为据地之争，是以亟来亟往，有获即去，似若无足为意者。然谋事贵乎先，防患贵乎豫。往者彼固尝深入矣，议者虑其为吾内地害，百计谋所以驱而出之者，未得其便；幸其自去矣，遂无有一人议及之者。万一再来，“何以处之乎？” 夫事之未来者，虽未能逆料其有无计之万全者，不可不先为之擘画。臣愚过为之虑。今日西北诸边，祖宗以来所以备御之具固已详尽，唯此一处偶未之及，非遗之也，芽蘗未萌也，今则已暴著矣。所以先事而豫为之防者，兹其时乎！自昔中国守边者，皆将卒守其内而拒戎虏于外，兹地则虏反入吾之内，而吾之所守者反在其外焉。彼所以从入者必有其路，所以屯聚者必有其所，所以食用者必有其物，皆一一

推求其故，于其所经行之路则预扼其要冲，于其所屯聚之处则先据其形胜，勿但幸其眼前之无事，而必为后日之远图。议者若谓置为城守，则馈饷为难，将至于汉人之劳费，盍思赫连之建国，元昊之列郡，皆在此地，何从得食乎？《宋史》明言其地饶五谷，尤宜稻麦。汉人于境外轮台之地，尚为之屯营，况此乃在黄河之南，次边之地乎？臣请下合朝议，“当此无事之秋，虏人远遁之际，遣通古今识事体大臣，躬莅其地，详察可否以闻。傥以为可行，或于河之南筑城池以为之镇遏，或于河之北据要害以为之扼塞，或沿河之壖设营堡以防其径渡，事必出于万全，然后行之。不然，较其利害，足以相当，姑仍其旧” 可也。愚儒未履边地，姑以意言可否，唯上之命。

后汉王霸将“弛刑徒六千馀人，与杜茂治飞狐道，堆
石布土，筑起亭障，自代至平城三百馀里。”

李贤曰：“飞狐道在蔚州飞狐县，北通妫州怀戎县，即古之蜚狐口也。” 臣按：飞狐口在今蔚州广昌县。

北魏中书监高闾表以为：“北狄所长者野战，所短者
攻城。若以狄之所短，夺其所长，则虽众不能成患，虽
来不能深入。又，狄散居野泽，随逐水草，战则与家业
并至，奔则与畜牧俱迯，不赍资粮而饮食自足。是以
历代能为边患。六镇势分，倍众不斗，互相围逼，难以
制之。请依秦、汉故事，于六镇之北筑长城，择要害之
地，往往开门造小城于其侧，置兵捍守。狄既不攻城，
野掠无获，草尽则走，终必惩艾。”计六镇东西不过千
里，一夫一月之功可成；三步之地，彊弱相兼，不过用
十万人，一月可就。虽有暂劳，可以永逸。凡《长城》有五
利：罢游防之苦，一也；北部放牧，无钞掠之患，二也；登
城观敌，以逸待劳，三也；息无时之备，四也。“岁常游运，
永得不匮”，五也。

臣按：我朝建都于燕，切临边境，所以设险以捍蔽其国都者尢宜慎固。太行西来逶迤而北，历居庸而东极于医巫闾，是为第一层之内藩篱也。又东起旧大宁界，越宣府、大同、代州之境而西至于保德州之黄河，又为第二层之外藩篱也。其内之藩篱天造地设，重冈叠嶂，以为国家北门之屏蔽，《易》所谓“地险” 者也。若夫外之藩篱，固有天然之地险，然其间多有间断之处，因而补其缺，塞其罅，以为外寇之防，则又赖乎王公之设险焉。臣闻云代一带，其设墩台以守候也，有大边，有小边。大边以谨斥候，小边以严守备。今诚于大边墩台之间空缺之处，因其崖险，随其地势，筑为城墙，以相连缀，寔为守边长久之计。高闾谓“六镇东西不过千里，一夫一月之功可成；三步之地，彊弱相兼，不过十万人一月可就。” 臣窃以谓今山后缘边之地，东起永宁之四海冶，西底保德之河壖，自东而西，计其所长，一千三百二十里而已。其间墩台相望，远者十数里，近者数里，就其空处而加筑塞之功，延引以相连接，亦无甚劳费者。昔人谓一月可就，臣请以三年为期。遇夫边方无警之秋，米谷丰登之岁，孟夏仲秋，天气温凉之候，量拨骑兵以为防护，借十万人之工力，费十数万之资粮，三年之中，仅劳一百八十日，成此千百年莫大之功夫。然则边城寇盗永清，国家藩篱益厚。高闾所谓“五利” 者，彼徒托之空言，而我今日真实享其利矣。

唐高祖时，突厥岁盗边，帝会群臣问所以备边者。将
作大匠于筠请于五原、灵武置舟师于河，扼其入。中
书侍郎温彦博曰：“魏为长堑遏匈奴，今可用。”帝使桑
显和堑边大道，召江南舡工，大发卒治战舰。

臣按：据于筠所请，于五原、灵武置舟师于河扼虏之入，彦博亦言“魏为长堑” ，则是迤西黄河固可以行舟，而沿河之地亦可以堑也。

始，朔方军与突厥以河为境，北厓有拂云祠，突厥每
犯边，必先谒祠祷解，然后料兵度而南。时默啜悉兵
西击突骑施，张仁愿请乘虚取漠南地，于河北筑三
受降城，绝虏南寇路。唐休璟以为两汉以来皆北守
河，今筑城虏腹中，终为所有。仁愿固请，中宗从之，表
留岁满兵以助功。咸阳兵二百人逃归，仁愿擒之，尽
斩城下，军中股栗，役者尽力，六旬而三城就。以拂云
为中城，南直朔方，西城南直灵武，东城南直榆林，三
垒相距各四百馀里。其北皆大碛也，斥地三百里而
远。又于牛头朝那山北置烽堠千三百所。自是突厥
不敢逾山牧马，朔方益无寇，岁损费亿计，减镇兵数
万。

王禹偁曰：“兵势患在不合，将臣患在无权。今固未能专委一人，则请于沿边要害之地为三城以备之。若有唐受降城之类，如国家有兵三十万人，使互相救援，责其成功。”

臣按：朔方军即今河套地也，唐初与突厥以河为界，则是固常守河矣，而张仁愿所筑三受降城，皆

在黄河之北，大漠之南。《史》谓“中城南直朔方，意今河套之地；‘西城南直灵武，意今宁夏之地；‘东城南直榆林，意今在绥、云之间’’。” 今其故址无复可考。说者多谓东胜州即古东受降城所在，其地今有断头山，地最肥腴且宜马，疑即《史》所谓“牛头朝那” 也。国朝设东胜卫于此，其后移于内地。宣德、正统间，往往有建议者“欲复其故，然而卒不果焉。” 夫自古守封疆者必据险阻。然守险也，不守其险而守于险之外，若即险而守，则敌于我共其险矣。是以古人之守江也，必守淮，而河亦然。唐人御突厥也，始以河为界，其后张仁愿乃建三城于河之外焉。是即守江之意，盖择其要害之地，扼其吭而折其胁也。是以唐自有此城之后，朔方益无寇，岁省费亿计，减镇兵数万，此其明验也。今日边城营堡措置已定，固无更革之理，然事有暂劳而久安、费少而效大者，古人亦不惮改作，在乎行之有其渐，处之有其道焉耳。臣故微举其端，而不敢尽其说，以俟后之经国远图者云。

五代，晋高祖，割幽、蓟、瀛、莫、涿、檀、顺、新、妫、儒、武、云、应、寰、
朔、蔚十六州与契丹。

胡三省曰：“石晋以十六州与契丹，人以为北方，自撤藩篱之始。” 予谓应门以北诸州，弃之犹有关隘可守，若燕、顺、蓟等州，则失地险矣。然卢龙之险，在营、平二州界，自刘守光僭窃，周德威攻取契丹，乘间遂据营、平。自同、光以来，契丹南来，直抵朔、易，其失险也久矣。其后天福八年，契丹主乃集山后及卢龙兵，合五万人，使赵延寿将之，经略中国，所谓“山后” ，即云应诸州，而卢龙即幽州军号也。此乃天福初割与契丹之土地人民也。

臣按：“石晋所赂契丹十六州，幽、蓟、瀛、莫、涿、檀、顺七州在山前，新妫、《儒武》云应、寰、朔、蔚九州在山后，合前契丹所自取营、平二州通计之，盖十八州也。” 自是中国非但失其土地人民，乃并其关隘而失之，晋人自捐其险隘与人，既无以自守其国，宋人承其后而不能复中国之旧，遂以白沟河为界，故二国所受之祸略同。夫自晋天福元年以赂契丹，此地为虏所得者，首尾四百五十馀年。我太祖继元而兴，乃复为中国有，盖援之于泥涂之中也。至成祖又于此建都，则𬯀之天日之上矣。夫以百二山河而有天然之地，险重城万雉，屯百万貔貅于此镇压之，是诚万万年不拔之基也。今山前山后皆吾中国之地，山“前七州，今为畿甸之地。太行西来，连冈叠嶂，环而绕之，东极于医巫闾之境，以为内之藩篱。山后诸州，自永宁四海冶以西，历云、代之境，重关列戍，以为外之藩篱。苟委任得人，守御得法，可保其无外患也。唯昌平以东，遵化、永平一带，往者有大宁都司兴营、义会等卫，在山之后，以为外障，其后移入内地。以此之故，京师东北藩篱单薄之甚，异时卒有外患，未必不出于此。夫天下之患，往往出于意料之外，然能谋画于未事之先而预有以防备之，则所患者消泯于无迹矣。请下大臣议，居庸以东，历黄花镇、古北口，直抵山海关山之后，皆荒漠无人之境，非如居庸以西大小边镇两层可以防备若何，可以善其后，而使之永无外患，必有奇谋宏略出于其间。必不得已而臣有一见，请将洪武中大宁都司后移保定者，立于永平或遵化或蓟州，以为重镇。凡旧所属卫所，移于沿山要害，相为声势。仍于山之后去山五里或十里，或三四十里，量其地势，因其形便，筑为墩台，就其空缺之地接连以为边墙，就于其间择一要地，设为关镇，屯军守备，以为兀良哈入贡之道，一以卫都城，一以护陵寝，此诚千万年之远谋也。不然，国家养锐储材，俟吾力有馀而其机可乘，仍复洪武中山后帅阃之旧，俾与宣府、大同列为三镇，直达辽东之境，则是国家之险要既失复得，藩篱厚而无可乘之隙，根” 本固而无意外之患矣。伏唯圣明当此太平无事之时，思患豫防，有以为国家万年无穷之虑，勿以为书生过虑而忽之。

宋仁宗时，范仲淹《攻守二议》。其议攻曰：“切见延州之
西，庆州之东，有贼界百馀里，侵入汉地。可攻之地，其
在于此。军行入界，当先布号令，生降者赏，杀降者斩，
得精彊者赏，害长幼妇人者斩，拒者并力以戮之，服
者厚利以安之。逃遁者勿追，疑有质也；居者勿迁，俾
安土也。乃大为城寨，以据其地。俟城寨坚牢，当留土”
兵以守之。方诸旧寨，必倍其数，使使臣以安抚之。必
严其戒曰：“贼大至，则明斥候，召援兵，坚壁清野以困
之；小至则扼险设伏以待之。”居常高估入中，及置营
田以助之。如此，则分彼贼势，振此兵威。所用主兵官
员、使臣、勇夫身死者居其前，可用策应者居其次，使
臣中可当一队者，参以前队，有心力“干事者，营立城
寨。”臣观后汉段纪明以骑三千、步万人、车三千两、钱五十四亿，三冬三夏，大破诸羌。如此取下一处，城寨
平定，则更图一处，为据守之策。

其议守曰：“西戎居绝漠之外，长河之北，倚远恃险，未
易可取。建官置兵，不用禄食。每举众犯边，一毫之物
皆出其下，风集云散，未尝聚养，中国则不可。远戍之
兵，久而不代，负星霜之苦，怀乡国之望。又日给廪食，
月给库缗，春冬之衣鞋，馈输满道，不绝国用，民力日
以屈乏，军情愁怨，须务姑息，此中原积兵之忧，异于”
夷狄也。臣谓戎虏纵降，塞垣镇守，当务经远，古岂无
谋？臣观赵充国兴屯田，大获地利，遂破先零。魏武于
征伐之中，令带甲之士，随宜垦辟，故不甚劳，大功克
举，数年之中，所在积粟食廪皆满。唐置屯田，天宝八
载，河西收二十六万石，陇西收四十四万石。孙武曰：
“分建诸侯，以其利而利之，使其食地之毛实，役其人
民之力，故赋税无转徙之劳，徭役无怨旷之叹。”

臣按：仲淹上《攻守二议》，终之曰：“国家用攻则宜取其近而兵势不危，用守则必图其久而民力不匮” ，可谓得攻守之宜矣。

仲淹又上和、守、攻备四策。其《守策》曰：“久守之计，须用
土兵，各谙山川，习战斗，比之东兵战守功倍。然缘边
次边土兵数少，分守不足，更当于要便城寨招置土
兵。若近里土兵愿改隶边寨者，即迁其家团集之。何
则？关内诸州土兵多在边上，或得代归营，数月之间，
复出远戍，岂徒星霜之苦，极伤骨肉之思，征夫不保”
其家。妇，颇多犯法，人情不免，久则怨起。如得并迁
其家于缘边住营，更免出军，父母妻子乐于团聚，战
则相救，守则相安。又缘边无税之地，所招弓箭手，各
使聚居险要，每一两指挥共修一堡，以全其家，与城
寨相应。彼戎小至，则使弓箭手与诸寨土兵共力捍
御。彼戎大举，则二旬之前，必闻举集。我之次边军马
尽可勾呼，驻于坚城，以待敌之进退。缘边山坂重复，
彼之重兵必循大川而行，先求疾速，俟其得胜，使我
师沮而不出，方敢散兵虏掠，过越险阻，更无顾虑。我
若持重不战，则彼之重兵行川路中，粮草无所给，牛
羊无所获，不数日人马困毙，彼之重兵更不敢越险，
又未能决胜。必不得已而散兵虏掠，我于山谷村落
中，伏精锐以待之。彼散掠之兵，轻而寡弱，可击可逐，
使散无所掠，聚不得战。欲长驱深入，我则使诸将出
奇以蹑其后；欲全师以归，我则使诸城出兵以乘其
弊。此守策之要也。

其《攻策》曰：“臣常计陜西四路之兵数几三十万，非不
多也，然各分守城寨，故每岁点兵不过二万馀人，坐
食刍粮，不敢举动，岁岁设备，常如寇至。不知虏众之
谋果犯何路。虏界则不然，种落散居，衣食自给，忽尔
点集，并攻一路，故彼国之众，动号十馀万。以我分散
之兵，拒彼专一之势，众寡不敌，遂及于败。且彼为客，
当劳而反逸；我为主，当逸而反劳。我若复用此计，彼
劳我逸，则取胜必矣。请于鄜延、环庆、泾原路各选将
佐三五人，使臣一二十人，步兵二万，骑兵三千，以为
三军。以新定陈法训练，岁馀候其精勇，然后观贼之
隙。使三军互掠于横山。降者厚赏，各令安土，拒者并
兵急击，必破其族。假若鄜延一军先”出，贼必大举来
应，我则退守边寨，或据险要，不与大战，不越旬日，彼
自困弊，势将溃归，则我环庆之师复出焉。彼若再图
点集，来拒王师，则又有泾原之师乘间而入，彼则奔
命不暇，部落携怨，则我兵势自振，三五年间，山界可
以尽取。此春秋时吴用三师破楚之策也。

臣按：仲淹所议攻守之策，虽以防当时之西夏，然以通论后世之边事，势不同而理同，择而行之、举而措之，未必不可用也。

张亢《上仁宗论边机军政所疑十事》，其三曰：“今鄜延
副总管许怀德兼环庆军马，环庆副总管王仲宝复
兼鄜延，其泾原、秦凤总管等亦兼邻路。虽令互相策
应，然环州至延州十四五程，直路亦不下十驿，泾原
至秦州又远于此。若一处有事，自此发兵赴援，而山
谷险恶，人马已困，欲责其功，何可得也？”

臣按：兵势贵乎相接，苟相去悬绝则首尾不能相应，必致“缓不及事” 之失。

亢又言曰：“四路军马各不下五六万，朝廷尽力供亿，
而边臣但言兵少，每路欲更增十万人，亦未见成功
之效。且兵无节制，一弊也；无奇正，二弊也；无应援，三
弊也；主将不一，四弊也；兵分势弱，五弊也。有此五弊，
如驱市人而战，虽有百万，亦无益于事。”

臣按：张亢所言五弊，非但当时有之，而今世亦然。

欧阳修《上英宗》曰：“御边之备，东起麟、府，西尽秦、陇，地
长二千馀里，分为路者五，而分为州为军者二十有
四，而军州分为寨、为堡为城者又几二百，皆须列兵
以守之。故吾兵虽众，不得不分，所分既多，不得不寡。
而贼之出也，常举其国众合聚为一而来，是吾兵虽
多，分之而寡，彼众虽寡，聚之为多，以彼之多击吾之
寡，不得不败也。此城寨之法，既不足自守矣，而五路大将军所谓战兵者，分在二十四州，军欲合而出，则
惧后空而无备，欲各留守备而合其馀，则数少不足
以出攻，退不能自守，所以用兵累年，终不能一出者，
以此也。”又曰：“夫兵分备寡，兵家之大害也，其害常在
我；以逸待劳，兵家之大利也，其利常”在彼，今诚能反
其事，而移我所害者予敌，夺敌所利者在我，如此则
动而有成功也。

臣按：今日备边之地，东起辽东，西极陇、蜀，非但若宋人之边地，起麟、府尽秦、陇而已。洪武、永乐之盛，所守不过数处，然皆据其总会、扼其要害，人聚而力全，而虏之来有以待之，得以全力而制胜也。正统以后，分为堡寨日多，军卒之数不减前日，而堡寨之设日益加多，诚有如欧阳修所谓“吾兵虽多，分之而寡，彼众虽寡，聚之而多者也。今兵无可添，而堡寨不可减。乞敕知边事大臣躬临边境，审视寨堡之设。若非要害，或虽要害而兵力寡少，亦足以守之处，革其稍缓者，而并归于最要害之地。如此则城堡不虚设，而将卒皆有用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