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明伦汇编/交谊典/第084卷 > 赞关云长张益德 前人 > 《答周益公》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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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累蒙诲谕，范碑曲折，考据精博，论议正平，而措
意深远，尤非常情所及。又得《吕子约录记》所被教墨，
参互开发，其辨益明。熹之孤陋，得与闻焉，幸已甚矣”，
复何敢措一词于其间哉！然隐之于心，窃有所不能
无疑者。盖尝窃谓吕公之心，固非晚生所能窥度，然
当其用事之时，举措之不合众心者，盖亦多矣。而又
恶忠贤之异己，必力排之，使不能容于朝廷而后已。
是则一世之正人端士莫不恶之，况范、欧二公，或以
讽议为官，或以谏诤为职，又安可置之而不论？且论
之而合于天下之公议，则又岂可谓之太过也哉！逮
其晚节，知天下之公议不可以终拂，亦以老病将归
而不复有所畏忌，又虑夫天下之事或终至于危乱，
不可如何，而彼众贤之排去者，或将起而复用，则其
罪必归于我，而并及于吾之子孙。是以宁损故怨，以
为收之桑榆之计。盖其虑患之意，虽未必尽出于至
公，而其补过之善，天下实被其赐，则与世之遂非长
恶力战天下之公议，以贻患于国家者，相去远矣。至
若范公之心，则其正大光明，固无宿怨，而惓惓之义，
实在国家，故承其善意既起而乐为之用。其《自讼之
书》，所谓“相公有汾阳之心之德，仲淹无临淮之才”之
力者，亦不可不谓之倾倒而无馀矣。〈此书今不见于集中恐亦以忠
宣刊去而不传也〉此最为范公之盛德，而他人之难者，欧阳
公亦识其意而特书之。盖吕公前日之贬，范公自为
可罪；而今日之起，范公自为可书。二人各记其实，而
美恶初不相掩，则又可见欧公之心亦非浅之为丈
夫矣。今读所赐之书而求其指要，则其言若曰：“吕公
度量浑涵，心术精深，所以期于成务。而其用人，才德
兼取，不为”诸贤专取德望之偏，故范、欧诸公不足以
知之，又未及知其诸子之贤，而攻之有太过者。后来
范公虽为之用，然其集中归重之语亦甚平平，盖特
州郡之常礼，而实则终身未尝解仇也。其后欧公乃
悔前言之过，又知其诸子之贤，故因《范碑》托为解仇
之语以见意，而忠宣独知其父之心，是以直于“碑中
刊去其语，虽以取怒于欧公而不惮也。凡此曲折，指
意微密，必有不苟然者。顾于愚见有所未安，不敢不
详布其说，以是求正。伏惟恕其僭易而垂听焉。”夫吕
公之度量心术，期以济务，则诚然矣。然有度量，则宜
有以容议论之异同，有心术，则宜有以辨人才之邪
正。欲成天下之务，则必从善去恶，进贤退奸，然后可
以有济。今皆反之，而使天下之势日入于昏乱，下而
至于区区西事。一方之病，非再起范公，几有不能定
者。则其前日之所为，又恶在其有度量心术而能成
务也哉？其用人也，欲才德之兼取，则亦信然矣。然范、
欧诸贤，非徒有德而短于才者，其于用人，盖亦兼收
而并取。虽以孙元规、滕子京之流，恃才自肆，不入规
矩，亦皆将护容养，以尽其能，而未尝有所废弃，则固
非专用德而遗才矣。而吕公所用，如张、李、二宋，姑论
其才，亦决非能优于二公者。乃独去此而取彼，至于
一时豪俊跅弛之士，穷而在下者不为无人，亦未闻
其有以罗致而器使之也。且其初解相印，而荐王随、
“陈尧佐以自代，则未知其所取者，为才也耶？为德也
耶？”是亦不足以自解矣。若谓范、欧不足以知吕公之
心，又不料其子之贤而攻之太过，则其所攻事皆有
迹，显不可揜，安得为过？且为侍从谏诤之官，为国论
事，乃视宰相子弟之贤否以为前却，亦岂人臣之谊
哉？若曰范、吕之仇初未尝解，则范公既以吕公而再
逐，及其起任西事而超进职秩，乃适在吕公三入之
时。若范公果有怨于吕公而不释，乃闵默受此，而无
一语以自明其前日之志，是乃内怀愤毒，不能以理
自胜，而但以贪得美官之故俛而受其笼络，为之驱
使，未知范公之心，其肯为此否也？若曰欧公晚悔前
言之失，又知其诸子之贤，故因《范碑》以自解，则是畏其诸子之贤，而欲阴为自托之计，于是宁卖死友以
结新交，虽至以无为有愧负幽冥而不遑恤，又不知
欧公之心，其忍为此否也？况其所书，但记《解仇》之一
事，而未尝并誉其他美，则前日斥逐忠贤之罪，亦未
免于所谓欲盖而彰者，又何足以赎前言之过，而媚
其后人也哉！若论忠、宣之贤，则虽亦未易轻议，然观
其事业规模，与文正之弘毅开豁，终有未十分肖似
处，盖所谓可与立而未可与权者。乃翁解仇之事，度
其心未必不深耻之，但不敢出之于口耳，故潜于墓
碑刊去。此事有若避讳然者，欧公以此深不平之，至
屡见于书疏，非但《墨庄》所记而已，况《龙川志》之于此，
又以亲闻张安道之言为左验，张实吕党，尤足取信
无疑也。若曰范公果无此事，而直为欧公所诬，则为
忠宣者正当沫血饮泣，贻书欧公，具道其所以然者，
以白其父之心迹，而俟欧公之命以为进退。若终不
合，则引义告绝，而更以属人，或姑无刻石，而待后世
之君子以定其论，其亦可也。乃不出此，而直于成文
之中刊去数语，不知此为何等举措。若非实讳此事，
故隐忍寝默而不敢诵言，则曷为其不为彼之明白，
而直为此黯暗耶？今不信范公出处文辞之实，欧公
丁宁反复之论，而但取于忠宣进退无据之所为，以
为有无之决，则区区于此，诚有不能识者。若摭实而
言之，但曰“吕公前日未免蔽贤之罪，而其后日诚有
补过之功，则范、欧二公之心，其终始本末，如青天白
日，无纤毫之可议。若范公所谓平生无怨恶于一人”
者，尤足以见其心量之广大高明，可为百世之师表。
至于忠宣，则所见虽狭，然亦不害其为守正，则不费
词说，而名正言顺，无复可疑矣。不审尊意以为“如何？
狂瞽之言，或未中理，得赐镌晓，千万幸甚。”后书诲谕，
又以《昭录》不书解仇之语而断其无有，则熹以为吕
公拜罢，范公进退，既直书其岁月，二公前憾之释然，
不待言而喻矣。不然，则《昭录》书成，欧公固已不为史
官，而正献、忠宣又皆已为时用，范固不以墓碑全文
上史氏，而吕氏之意亦恐其有“所未快于欧公之言
也，是以姑置而不言，以泯其迹，而不知后世之公论
有不可诬者，是以启今日之纷纷耳。”如又不然，则范
公此举，虽其贤子尚不能识，彼为史者知之必未能
如欧公之深，或者过为隐避，亦不足怪，恐亦未可以
此而定其有无也。《墨庄》之录，出于张邦基者，不知其
何人，所记欧公“四事，以为得之公孙当世，而子约以
为绍兴舍人所记，此固未知其孰是，但味其语意，实
有后人道不到处，疑或有自来耳。”若《谈丛》之书，则其
记事固有得于一时传闻之误者，然而此病在古虽
迁、固之博，近世则温公之诚，皆所不免。况于后世？虽
颇及见前辈，然其平生踪迹多在田野，则其见闻之
“间，不能尽得事实，宜必有之，恐亦未可以此便谓非
其所著也。”丹朱之云，诚为太过。然欧公此言，尝为令
狐父子文字繁简而发，初亦无大美恶，但以一时语
势之适然，不暇择其拟伦之轻重耳。故此言者，虽未
敢必其为公之言，而亦未可定其非公之言也。此等
数条，不足深论，然偶因馀诲之及而并讲之，使得皆
蒙裁正，则亦不为无小补者。唯是所与《子约书》中，疑
学道三十年为后学之言者，则熹深惑焉，而尤以为
不可以不辨。不审明公何所恶于斯言而疑之也？以
道为高远元妙而不可学邪？则道之得名，正以人生
日用当然之理，犹四海九州百千万人当行之路尔，
非若老佛之所谓道者，空虚寂灭而无与于人也。以
道为迂远疏阔，而不必学耶？则道之在天下，君臣父
子之间，起居动息之际，皆有一定之明法，不可顷刻
而暂废。故圣贤有作，立言垂训，以著明之。巨细精粗，
无所不备。而读其书者，必当讲明究索，以存诸心，行
诸身而见诸事业，然后可以尽人之职，而立乎天地
之间。不但玩其文词以为缀缉纂组之工而已也。故
子游诵夫子之言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
易使。”而夫子是之。则学道云者，岂近世后学之言哉！
若谓欧公未尝学此，而不当以此自名耶，则欧公之
学虽于道体犹有欠阙，然其用力于文字之间，而溯
其波流，以求圣贤之意，则于《易》、于《诗》、于《周礼》、于《春秋》，
皆尝反复穷究，以订先儒之缪。而《本论》之篇，推明“性
善”之说，以为息邪距诐之本，其贤于当世之号为宗
工巨儒，而不免于祖尚浮虚、信惑妖妄者又远甚。其
于《史记》善善恶恶，如《唐六臣传》之属，又能深究国家
所以废兴存亡之几，而为天下后世深切著明之永
鉴者固非一端。其它文说，虽或出于游戏翰墨之馀，
然亦随事多所发明，而词气蔼然，宽平深厚，精切的
当，真韩公所谓“仁义之人”者。恐亦未可谓其全不学
道，而直以燕、许、杨、刘之等期之也。若谓虽尝学之，而
不当自命以取高标揭己之嫌耶，则为士而自言其
学道，犹为农而自言其服田，为贾而自言其通货，亦
非所以为夸。若韩公者，至乃自谓己之道乃夫子、孟
轲、扬雄所传之道，则其言之不让益甚矣，又可指为后生之语而疑之耶？凡此，又皆熹之所未喻者，盖尝
反复思之，而竟不得其说。恭惟明公以事业文章而
论世尚友，其于范、欧之间，固已异世而同辙矣。至于
博观今昔，考订是非，又非肯妄下雌黄者。且于《六一》
之文，收拾编汇，雠正流通，用力为多，其于此事，必不
草草。况又当此正道湮微，异言充塞之际，馀论所及，
小有左右，则轻重薄厚，便有所分。窃计念之已熟，而
处之亦已精矣。顾熹之愚，独有未能无疑者，是以不
敢默默，而不以求正于有道。所恨伪学习气已深，不
自觉其言之狂妄。伏惟高明恕而教之，则熹不胜千
万，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