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理学汇编/经籍典/第190卷 > 程大昌春秋辨论 > 论齐桓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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僖公四年，“公会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
侵蔡，蔡溃，遂伐楚，次于陉。楚屈完来盟于师，盟于召
陵。”

孙复曰：“案元年，威公救邢，城邢，皆曰某师、某师。” 此合鲁、卫、陈、郑七国之君侵蔡，遂伐楚。书爵者，以其能服强楚，攘夷狄，救中国之功始著也。故自是征伐用师皆称爵焉。夫楚，夷狄之钜者也，乘时窃号，斥地数千里，恃甲兵之众，猖狂不道，创艾中国者久矣。威公帅诸侯，一旦不血刃而服之，师徒不勤。

诸侯用宁。讫威公之世，截然中国无侵突之患。此攘夷狄救中国之功，可谓著矣。故孔子曰：“管仲相威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是故召陵之盟，专与威也。孔子揭王法，拨乱世以绳诸侯。召陵之盟专与威者，非他，孔子伤圣王不作，周道之绝也夫！《六月采𦬊》江、汉、《常武》，美宣王中兴，攘夷狄、救中国之诗也。使平、惠以降，有能以王道兴起如宣王者，则攘夷狄救中国之功在乎天子，不在乎齐管仲矣。此孔子所以伤之也。

刘敞曰：“桓公之威可谓盛矣，责楚之包茅则诺，问昭王之不复则辞，然而不以己力之有馀而加人，此虽益赞于禹班师振旅之义，何异凡人之情，强则暴，服则慑。今齐强而不暴，楚服而不慑，俱捐其私，以义理相胜者也。苟以义理相胜而无喜怒爱恶之迁，则王事纯矣。故不多齐之有功而多楚之服罪，不贵楚之” 能拒敌，而贵齐之能不遂也。赵鹏飞曰：“修内者王，修外者霸。何谓内？根诸心之谓内。何谓外？徇于物之谓外。王霸之道，均依仁仗义也；均伐叛讨逆也；均安中国，攘夷狄也。而王以王，霸以霸。何哉？内外之异也。王者之治，在正心诚意，初以修身，不期于齐家而家正，不期于治国而国定，不期于平天下” 而天下安；非不期也，修于内而应于外，非有心以期之也。故仁本诸心，不期爱人而人怀其仁；义本诸心，不期服人而人服其义。叛者伐之，逆者讨之，非苟利其叛逆而为己功也，心于除患而已。“中国未安吾安之，夷狄未攘吾攘之。” 非取安中国之效，而必攘夷狄之名也，心于济世而已。霸者则不然，有其迹而无其真，丰于外而歉于内，曰：“吾不爱人，人且以我为不仁，姑爱之；吾不正己，人且以我为不义，姑正之。” 叛者固于己无损，而逆者亦于己无伤。然置而不问，则吾无伐叛讨逆之功。中国未安，必有安之者；夷狄未攘，必有攘之者。然使人安之，使人攘之，则名在人；己安之而己攘之，则利在己。盍攘而安之乎？故凡王者之所修，皆在内也；霸者之所修，皆在外也。修内者逸，修外者劳。故王者之修无勤怠，而霸者之修有勤怠。修内者，本于心，遇机之来则应之，机静则止，何勤何怠？修外者，本诸物，物来无穷而智力有限，运吾智而智日深，养吾力而力日赡，则物至能应之而无虞。吾之知一昏而力一挫，则事至有所不能筹，物至有所不能及，日勤而无怠可也。一日少懈，则智力有穷矣。齐威五霸之盛，其初会北杏以求诸侯，诸侯未和，伐宋以为鄄之会，伐郑而为幽之盟，诸侯无二矣。而后伐戎伐徐，徐戎率服，则救郑以示威于南，伐山戎以示威于北，定鲁之难，救邢之危，卫灭而齐封之，杞灭而齐城之。内之诸侯一德事齐，可以南征楚也。则会江、黄以掎楚之后，取舒、庸以折楚之臂，然后兴次陉之役，成召陵之功，则攘戎狄之功成矣。外虽定而王室未宁，于是为首止之会，定世子之位，以示诸侯尊王之心。襄王践祚，又为之合葵丘之会，率诸侯以听于冢宰，兴旷世不行之大礼，以令天下，而王室定矣。内和诸侯，外攘强楚，上定王室。威公盖以三王之功不我过也，则怠心生。狄灭温，齐不问，楚灭莱，齐不救，狄侵卫，齐不知。既而楚知其怠而易与也，于是深履东夏而伐徐，公合八国诸侯于牡丘，顾望不进，乃命大夫救徐，而卒底于败。虽伐厉、伐英氏，威公皆不亲也。卒之内宠如林，闺门无法，一身未瞑，六子为仇，敛不以礼，葬不以时，一威公尔。而前日之威公，非今日之威公，何也？勤怠之殊也。勤怠之意何从生？修外而不修内也。盖修内者逸，内既一定，则事物之来，惟所应之。修外者劳，一日不修，则事有所不济，而前功皆废矣。圣人治天下之道，不外于《大学》《中庸》。《大学》《中庸》皆修内者也。修外者，圣人所不录，然于《春秋》若予威公者，权也，于《春秋》而不予威公，天下其早不为周矣。孔子予之而孟子鄙之，孔子予之者权也，权以济时为重，孟子鄙之者正也，正以垂万世之法。孔、孟相济，后世可鉴焉。不相济，不足为孔、孟。

僖公二十有八年春，晋侯侵曹。晋侯伐卫。三月丙午，
晋侯入曹，执曹伯𢌿、宋人。夏四月己巳，晋侯、齐师、宋
师、秦师及楚人战于城濮，楚师败绩。

孙复曰：“晋文始见于《经》，孔子遽书爵者，与其攘夷狄救中国之功不旋踵而见也。昔者齐威既没，楚人复张，猖狂不道，欲宗诸侯，与宋并争，会盂、战泓以窘宋者数矣。今又围之逾年，天下诸侯莫有能与抗者。晋文奋起，春征曹、卫，夏服强楚，讨逆诛乱，以绍威烈，自是楚人远屏，不犯中国者十五年。此攘夷狄救中国” 之功，可谓不旋踵而建矣。噫东迁之后，周室既微，四夷乘之以乱中国，盗据先王之

土地，戕艾先王之人民，凭陵寇虐，四海汹汹，礼乐衣冠，盖扫地矣。其渐所由来者，非四夷之罪也，中国失道故也。是故吴楚因之交僭大号。观其蛮夷之众，斥地数千里，驰驱宋、郑、陈、蔡之郊，诸侯望风畏栗，唯其指顾奔走之不暇。乡非齐威，晋文继起，盟屈完于召陵，败得臣于城濮，驱之逐之，惩之艾之，则中国几何不胥而为楚乎？故召陵之盟，城濮之战，专与齐威晋文也。

刘敞曰：“孟子称仲尼之徒无道威文之事，此言要与齐威晋文者，其实伤之也。孔子伤周道之统，与其攘强楚、救中国，一时之功尔。召陵之盟、城濮之战，虽然，迭胜强楚，不能绝其僭号以尊天子，使平、惠以降，有能以王道兴起如宣王者，则是时安有齐威晋文之事哉？此孔子之深旨也。”

赵鹏飞曰：“威、文之霸，功丑德齐。然威公之后子孙不振，庸庸守国而已，无复兴霸者。而文公之后厉、悼、平、定皆能嗣文公之业以宗诸侯，每与强楚角立，虽不足以服楚而中国赖之，不遂为楚，则亦不为无益于衰世焉。吾尝求其所以然，威公务以柔胜而济之以威，文公务以刚胜而济之以德，此所谓强弱之异而兴衰之不同也。商、周之有天下，其传世之数，历年之久不大相过，而商之后屡踬而屡兴。中宗、盘庚、高宗皆奋起衰乱之中，卓然为时贤王。而周之后委靡不振兴于衰乱之间者，宣王一人而已。而宣王之为人，刚毅果敢，殆非成、康之流，盖不如是，亦不足以兴也。”愚因是知威、文子孙兴衰之异，亦商、周之世也。“商尚质而周尚文，质近乎刚，文近乎柔，柔可以强而不可以久，故周之后平易和怿而鲜能崛起，刚可以立而不免于挫，故商之后严厉奋发，屡起而屡踬，亦祖宗所尚者有以致之也。”今威、文之所尚，固不可髣髴商、周，然观其子孙之兴衰实似之。威公之兴，每不为刚厉果决之举，内合诸侯，惟务柔其心，而不加之以暴。宋、郑不服，才侵而伐之，绥其来也；戎狄为患，忍而不讨，迁邢迁卫，特避之而已，不与争锋也。诸侯既合，垂二十馀年，不敢犯楚。及召陵之师，以天下诸侯临之，何患不克？一问而屈，整兵而退，不战也。其为人宽缓和柔，不务刚决，故其子孙皆以优游和易。四公子皆不能自立，死生废置，皆系乎人。景公在位几六十年，无大过咎，仅足以守国而已。权专于田氏而不能取，《晏子》有言而不能用，恶足怪哉！威公之贻谋者然也。若夫文公之兴则不然，糊口于外，十有九年，一日得晋，则任贤使能，治兵富国，不五年而图大举，侵曹伐卫以犯楚之锋，执曹伯以激楚之怒，惟恐“楚之不出，出而不战也。”一战败，楚师殒，得臣拔天下诸侯于左衽之乡，连衣冠而盟之，朝襄王而归之成周，再朝京师，襄王有所不敢当，而下劳诸侯于河阳矣。其气焰威灵，震动天下，此威公有所不能且不敢为者也。文公勃兴于亡命之馀，五年而成霸业。楚之强，威公所不敢战者，文公胜之；叔带之乱，威公所不敢杀者，文公诛之。曹、卫诸侯，威公所不敢执者，文公执之。是皆以刚毅果决，勇于必为，以济大谋，成大功，故其子孙恃以宗诸侯。悼公、平公皆足以抗楚而折其锋，天下赖之，诸侯宗之。主盟中夏，垂二百年，与《春秋》相终始者，文公之规模基绪，不为委靡保身之计，以遗其后也。以是论之，则威文子孙，兴衰之故，盖已判矣。后之君欲立世绵远，子孙有所维持，不为齐之衰弊，不为晋之刚暴。世有兴王而无弊者，惟以威济德，以弱济强，以仁为本，以兵为用，则虽与天地俱久可也。〈按：原本“中宗” 作“少康” ，此必讹误，故改正之。至云“柔可以强而不可以久” ，理似未确，然不敢擅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