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理学汇编/经籍典/第154卷 > 朱子大全集 > 诗序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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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序》之作，说者不同，或以为孔子，或以为子夏，或以
为国史，皆无明文可考。唯《后汉书儒林传》以为卫宏
作《毛诗序》，今传于世。则《序》乃宏作明矣。然郑氏又以
为诸《序》本自合为一编，毛公始分以寘诸篇之首。则
是毛公之前，其传已久，宏特增广而润色之耳。故近
世诸儒多以《序》之首句为毛公所分，而其下“推说”云
云者，为后人所益，理或有之。但今考其首句，则已有
不得诗人之本意，而肆为妄说者矣，况沿袭云云之
误哉！然计其初，犹必自谓出于臆度之私，非《经》本文，
故且自为一编，别附《经》后。又以尚有齐、鲁、韩氏之说
并传于世，故读者亦有以知其出于后人之手，不尽
信也。及至毛公引以入《经》，乃不缀《篇》后而超冠篇端；
不为注文而直作经字；不为疑辞而为决辞。其后三
家之传又绝，而毛说孤行，则其抵牾之迹无复可见。
故此《序》者，遂若诗人先所命题，而《诗》文反为因序以
作。于是读者传相尊信，无敢拟议。至于有所不通，则
必为之委曲迁就穿凿而附合之，宁使《经》之本文缭
戾破碎，不成文理，而终不忍明以《小序》为出于汉儒
也。愚之病此久矣。然犹以其所从来也远。其间容或
真有传授证验而不可废者。故既颇采以附《传》中。而
复并为一编。以还其旧。因以论其得失云。

《大序》“《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变，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

《诗》之作，或出于公卿大夫，或出于匹夫匹妇，盖非一
人。而《序》以为专出于国史，则误矣。说者欲盖其失，乃
云“国史䌷绎诗人之情性而歌咏之，以风其上。”则不
唯文理不通，而考之《周礼》，太史之属掌书而不掌诗，
其诵诗以谏，乃太史之属瞽蒙之职也。故《春秋传》曰：
“史为书，瞽为诗。”说者之云，两失之矣。

《小序》：“是以《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是《关雎》之义也。”

按《论语》孔子尝言“《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盖淫者
乐之过，伤者哀之过，独为是诗者得其情性之正，是
以哀乐中节而不至于过耳。而《序》者乃析哀、乐、淫、伤
各为一事而不相须，则已失其旨矣。至于伤为伤善
之心，则又大失其旨而全无文理也。或曰：“先儒多以
周道衰，诗人本诸衽席而《关雎》作，故扬雄以周康之
时《关雎》作，为伤始乱。杜钦亦曰：‘佩玉晏鸣，《关雎》叹之，
说者以为古者后夫人鸡鸣佩玉去君所。周康后不
然，故诗人叹而伤之。此《鲁诗》说也，与毛异矣。但以哀
而不伤之意推之，恐其有此理也’。”曰：“此不可知矣。但
《仪礼》以《关雎》为乡乐，又为《房中之乐》，则是周公制作
之时，已有此诗矣。若如鲁说，则《仪礼》”不得为周公之
书，《仪礼》不为周公之书，则周之盛时乃无乡射、燕饮、
房中之乐，而必有待乎后世之刺诗也。其不然也明
矣。且为人子孙乃无故而播其先祖之失于天下，如
此而尚可以为风化之首乎？

《驺虞》，《鹊巢》之应也。鹊巢之化行，人伦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纯被文王之化，则庶类蕃殖，蒐田以时，仁如驺虞，则王道成也。

此序得《诗》之大指，然语意亦不分明。杨氏曰：“《二南》，正
始之道，王化之基，盖一体也。王者，诸侯之风，相须以
为治，诸侯所以代其终也。故《召南》之终，至于仁如驺
虞，然后王道成焉。夫王道成，非诸侯之事也。然非诸
侯有驺虞之德，亦何以见王道之成哉！”欧阳公曰：“贾
谊《新书》曰：‘驺者，文王之囿名；虞者，囿之司兽也’。”陈氏
曰：“《礼记射义》云：‘天子以《驺虞》为节，乐官备也’。”则其为
虞官明矣。猎以虞为主，其实叹文王之仁而不斥言
也。此与旧说不同，今存于此。

《柏舟》，言仁而不遇也。卫顷公之时，仁人不遇，小人在侧。

诗之文意事类可以思而得；其时世名氏则不可以
强而推。故凡《小序》，唯诗文明白直指其事，如《甘棠》《定
中》《南山》《株林》之属；若证验的切见于书史，如《载驰》《硕
人》《清人》《黄鸟》之类，决为可无疑者。其次则词旨大概
可知，必为某事而不可知其的为某时某人者尚多有之。若为《小序》者，姑以其意推寻探索，依约而言，则
虽有所不知，亦不害其为不自欺，虽有未当人，亦当
恕其所不及。今乃不然，不知其时者必强以为某王
某公之时；不知其人者必强以为某甲某乙之事，于
是傅会书史，依托名谥，凿空妄语，以诳后人。其所以
然者，特以耻其有所不知，而惟恐人之不见信而已。
且如《柏舟》，不知其出于妇人而以为男子；不知其不
得于夫，而以为不遇于君，此则失矣。然有所不及而
不自欺，则亦未至于大害理也。今乃断然以为卫顷
公之时，则其故为欺罔以误后人之罪，不可揜矣。盖
其偶见此诗冠于三卫变风之首，是以求之《春秋》之
前，而《史记》所书庄、宣以上卫之诸君事皆无可考者，
谥亦无甚恶者。独顷公有赂王请命之事，其谥又为
“甄心动惧”之名。如汉诸侯王，必其尝以罪谪，然后加
以此谥，以此意其必有弃贤用佞之失，而遂以此诗
予之。若将以衒其多知而必于取信；不知将有明者
从旁观之，则适所以暴其真不知，而启其深不信也。
凡《小序》之失，以此推之，十得八九矣。又其为说，必使
《诗》无一篇不为美刺时君国政而作，固已不切于情
性之自然，而又拘于时世之先后。其或书传所载，当
此之时，偶无贤君美谥，则虽有辞之美者，亦例以为
“陈古而刺今。”是使读者疑于当时之人绝无“善则称
君、过则称己”之意，而一不得志，则扼腕切齿，嘻笑冷
语，以怼其上者所在而成群。是其轻躁险薄，尤有害
于温柔敦厚之教。故予不可以不辩。

《桑中》，刺奔也。卫之公室淫乱，男女相奔，至于世族在位，相窃妻妾，期于幽远，政散民流，而不可止。

此诗乃淫奔者所自作，序之首句以为刺奔，误矣；其
下云云者，乃复得之，《乐记》之说，已略见本篇矣。而或
者以为刺诗之体，固有铺陈其事，不加一辞，而闵惜
惩创之意自见于言外者，此类是也。岂必谯让质责
然后为刺也哉！此说不然。夫诗之为刺，固有不加一
辞而意自见者，《清人》《猗嗟》之属是已。然尝试玩之，则
其赋之之人，犹在所赋之外，而词意之间犹有宾主
之分也。岂有将欲刺人之恶，乃反自为彼人之言，以
陷其身于所刺之中而不自知也哉？其必不然也明
矣。又况此等之人安于为恶，其于此等之诗，计其平
日固已自其口出而无惭矣，又何待吾之铺陈而后
始知其所为之如此？亦岂畏吾之悯惜，而遂憣然遽
有惩创之心耶？以是为刺，不惟无益，殆恐不免于鼓
之舞之，而反以劝其恶也。或者又曰：“《诗》三百篇皆雅
乐也，祭祀朝聘之所用也。《桑间》、濮上之音，郑、卫之乐
也，世俗之所用也。雅郑不同部，其来尚矣。”且夫子答
颜渊之问于郑声，亟欲放而绝之，岂其删《诗》，乃录淫
奔者之词而使之合奏于雅乐之中乎？亦不然也。雅
者，二雅是也；郑者，《缁衣》以下二十一篇是也；卫者，《邶
鄘》卫三十九篇是也；《桑间》，卫之一篇，《桑中》之诗是也；
《二南》《雅》《颂》，祭祀朝聘之所用也；《郑》《卫》《桑濮》，里巷狎邪
之所歌也。夫子之于郑、卫，盖深绝其声，于乐以为法；
而严立其词，于诗以为戒。如圣人固不语乱，而《春秋》
所记，无非乱臣贼子之事。盖不如是，无以见当时风
俗事变之实，而垂鉴戒于后世，固不得已而存之，所
谓“道并行而不相悖”者也。今不察此，乃欲为之讳其
郑、卫、桑、濮之实，而文之以雅乐之名；又欲从而奏之
宗庙之中、朝廷之上，则未知其将以荐之何等之鬼
神，用之何等之宾客，而于圣人为邦之法，“又岂不为
阳守而阴叛之耶？”其亦误矣。曰：“然则《大序》所谓‘止乎
礼义’”，夫子所谓“思无邪”者，又何谓耶？曰：“《大序》指《柏舟》
《绿衣》《泉水》《竹竿》之属而言，以为多出于此耳。非谓篇
篇皆然，而《桑中》之类亦止乎礼义也。夫子之言，正为
人有邪正美恶之杂，故特言此，以明其皆可惩恶劝
善，而使人得其性情之正”耳，非以《桑中》之诗，亦以无
邪之思作之也。曰：荀卿所谓“诗者中声之所止”，太史
公亦谓三百篇者，夫子皆弦歌之，以求合于《韶》《武》之
音，何耶？曰：荀卿之言固为正经而发，若史迁之说，则
恐亦未足为据也，岂有哇淫之曲，而可以强合于《韶》
《武》之音也耶？

《考槃》，刺庄公也。不能继先公之业，使贤者退而穷处。

此为美贤者穷处而能安其乐之诗，文意甚明。然《诗》
文未有见弃于君之意，则亦不得为“刺庄公”矣，盖
失之而未有害于义也。至于郑氏遂有“誓不忘君之
恶，誓不过君之朝，誓不告君以善”之说，则其害义又
有甚焉。于是程子易其训诂，以为陈其不能忘君之
意，陈其不得过君之朝，陈其不得告君以善，则其意
忠厚而和平矣。然未知郑氏之失，生于序文之误，若
但直据《诗》词，则与其君初不相涉也。

《有女同车》，刺忽也。郑人刺忽之不昏于齐。太子忽尝有功于齐，齐侯请妻之，齐女贤而不取，卒以无大国之助，至于见逐，故国人刺之。

按《春秋传》，齐侯欲以文姜妻郑太子忽，忽辞，人问其故，忽曰：“人各有耦，齐大，非吾耦也。《诗》曰：‘自求多福’。在
我而已，大国何为？”其后北戎侵齐，郑伯使忽帅师救
之，败戎师。齐侯又请妻之。忽曰：“无事于齐，吾犹不敢。
今以君命奔齐之急，而受室以归，是以师昏也。民其
谓我何？”遂辞诸郑伯。祭仲谓忽曰：“君多内宠，子无大”
援，将不立，忽又不听；及即位，遂为祭仲所逐。此《序》文
所据以为说者也。然以今考之，此诗未必为忽而作。
《序》者但见“孟姜”二字，遂指以为齐女而附之于忽耳。
假如其说，则忽之辞昏，未为不正而可刺；至其失国，
则又特以势孤援寡，不能自定，亦未有可刺之罪也。
《序》乃以为国人作诗以刺之，其亦误矣。后之读者，又
袭其误，必欲煆炼罗织，文致其罪，而不肯赦。徒欲以
徇说《诗》者之谬，而不知其失是非之正，害义理之公，
以乱圣经之本指，而坏学者之心术。故予不可以不
辩。

《狡童》，刺忽也。不能与贤人图事，权臣擅命也。

昭公尝为郑国之君，而不幸失国，非有大恶，使其民
疾之如寇仇也。况方刺其不能与贤人图事，权臣擅
命，则是公犹在位也。岂可忘其君臣之分而遽以“狡
童”目之耶！且昭公之为人，柔懦疏阔，不可谓狡；即位
之时年已壮大，不可谓童；以是名之，殊不相似。而序
于“山有扶苏”，所谓“狡童”者，方指昭公之所美，至于此
篇，则遂移以指公之身焉，则其舛又甚，而非《诗》之本
指明矣。大抵《序》者之于《郑诗》，凡不得其说者，则举而
归之于忽；文义一失，而其害于义理有不可胜言者。
一则使昭公无辜而被谤；二则使诗人脱其淫谑之
实罪，而丽于讪上悖理之虚恶；三则厚诬圣人删述
之意以为实贱昭公之守正，而深与《诗》人之“无礼于
其君”，凡此皆非小失，而后之说者犹或主之。其论愈
精，其害愈甚，学者不可以不察也。

《无衣》，美晋武公也。武公始并晋国，其大夫为之请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诗也。

序以《史记》为文，详见本篇。但此诗若非武公自作，以
述其赂王请命之意，则诗人所作，以著其事而阴刺
之耳。《序》乃以为美之，失其旨矣。且武公弑君篡国，大
逆不道，乃王法之所必诛而不赦者。虽曰尚知王命
之重而能请之以自安，是亦御人于白昼大都之中，
而自知其罪之甚重；则分薄赃饵贪吏以求私，有其
重宝而免于刑戮，是乃猾贼之尤耳。以是为美，吾恐
其奖奸诲盗而非所以为教也。《小序》之陋固多，然其
颠倒顺逆，乱伦悖理，未有如此之甚者。故予特深辩
之，以正人心，以诛贼党，意庶几乎《大序》所谓“正得失”
者，而因以自附于《春秋》之义云。

《大雅·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

“受命”，受天命也；“作周”，造周室也。文王之德，上当天心，
下为天下所归往，三分天下而有其二，则已受命而
作周矣。武王继之，遂有天下，亦卒文王之功而已。然
汉儒惑于谶纬，始有《赤雀丹书》之说，又谓文王因此
遂称王而改元。殊不知所谓天之所以为天者，理而
已矣。理之所在，众人之心而已矣。众人之心，是非向
背，若出于一，而无一毫私意杂于其间，则是理之自
然，而天之所以为天者不外是矣。今天下之心既以
文王为归矣，则天命将安往哉？《书》所谓“天视自我民
视，天听自我民听”，所谓“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
自我民明畏”，皆谓此耳。岂必《赤雀丹书》而称王改元
哉？称王改元之说，欧阳公、苏氏、游氏辩之已详。去此
而论，则此《序》本亦得《诗》之大旨，而于其曲折之意有
所未尽，已论于本篇矣。

抑卫武公刺厉王，亦以自警也。

此诗之序，有得有失。盖其本例以为非美非刺，则诗
无所为而作；又见此诗之次适出于宣王之前，故直
以为刺厉王之诗；又以《国语》有左史之言，故又以为
亦以自警。以《诗》考之，则其曰“刺厉王”者失之，而曰“自
警”者得之也。夫曰“刺厉王”之所以为失者，《史记》卫武
公即位于宣王之三十六年，不与厉王同时，一也；诗
以小子目其君，而“尔、汝”之无人臣之礼，与其所谓“敬
威仪、慎出话”者自相背戾，二也。厉王无道，贪虐为甚，
《诗》不以此箴其膏肓，而徒以威仪词令为谆切之戒，
缓急失宜，三也。诗词倨慢，虽仁厚之君有所不能容
者，厉王之暴，何以堪之，四也。或以《史记》之年不合，而
以为追刺者，则《诗》所谓“听用我谋，庶无大悔，非所以
望于既往之人”，五也；曰自警之所以为得者，《国语》左
史之言，一也；《诗》曰“谨尔侯度”，二也；又曰“聿丧厥国”，三
也；又曰“亦聿既耄”，四也；诗意所指，与《淇澳》所美、《宾筵》
所悔相表里，五也。二说之得失，其佐验明白如此，必
去其失而取其得，然后此诗之义明。今序者乃欲合
而一之，则其失者固已失之，而其得者亦未足为全
得也。然此犹自其诗之外而言之也。若但即其《诗》之
本文而各以其一说反复读之，则其训义之显晦疏
密，意味之厚薄浅深，可以不待考证而判然于胸中
矣。此又读《诗》之简要直诀，学者不可以不知也

《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

此诗详考《经》文而以《国语》证之，其为康王以后祀成
王之诗无疑；而毛、郑旧说定以颂为成王之时周公
所作。故凡颂中有“成王”及“成”、“康”字者，例皆曲为之说
以附己意。其迂滞僻涩，不成文理，甚不难见；而古今
诸儒无有觉其谬者；独欧阳公著《时世论》以斥之，其
辩明矣。然读者狃于旧闻，亦未遽肯深信也。《小序》又
以此诗篇首有“昊天”二字，遂定以为郊祀天地之诗。
诸儒往往亦袭其误。殊不知其首言“天命”者，止于一
句；次言文、武受之者，亦止一句。至于成王以下，然后
详说不敢康宁、缉熙、安静之意，乃至五句而后已。则
其不为祀天地而为祀成王，无可疑者。又况古昔圣
王制为祭祀之礼必以象类。故祀天于南，祭地于北，
而其坛壝乐舞器币之属亦各不同。若曰“合祭天地
于圜丘”，则古者未尝有此渎乱庞杂之礼；若曰一诗
而两用，如所谓“冬荐鱼”、“春献鲔”者，则此诗专言天而
不及地；若于泽中方丘奏之，则于义何所取乎？《序说》
之云，“反复推之，皆有不通”，其谬无可疑者。故今特上
据《国语》，旁采欧阳以“定其说，庶几有以不失此诗之
本旨耳。”或曰：“《国语》所谓‘始于德让，中于信宽，终于固
龢，故曰‘成’者，其语‘成’字，不为王诵之谥，而韦昭之注，
大略亦如毛郑之说矣。此又何耶’？”曰：“叔向盖言‘成王
之所以为‘成’，以是三者，正犹子思所谓‘文王之所以
为‘文’，班固所谓‘尊号曰昭’，不亦宜乎者耳！韦昭何以
知其’’”必谓文、武以是成其王道，而不为王诵之谥乎？
盖其为说，本出毛、郑而不悟其非者。今欲一涤千古
之谬，而不免乎以误证误，则亦将何时而已耶！或者
又曰：苏氏最为不信《小序》，而于此《诗》无异词；且又以
为周公制作所定，后王不容复有改易。成王非创业
之主，不应得以基命称之。此又何耶？曰：苏氏之不信
《小序》，固未尝见其不可信之实也。夫周公制作，亦及
其当时之事而止耳。若乃后王之庙所奏之乐，自当
随时附益。若商之《元鸟》，作于武丁孙子之世，汉之庙
乐，亦随时而更定焉。岂有周公之后王，乃独不得褒
显其先王之功德，而必以改周公为嫌耶？基者，非必
造之于始，亦承之于下之谓也。如曰“邦家之基”，岂必
谓太王、王季之臣乎？以是为说，亦不得而通矣。况苏
氏所以为此，实未能忘《北郊集议》之馀忿，今固不得
而取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