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理学汇编/经籍典/第086卷 > 翼传辨疑 > 《文王作爻辞之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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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厚斋解《明夷》六五爻“箕子之明夷”云，“箕”字，蜀本作
“其”字，此继统而当明伤之时之象，其指大君当明伤
之时而传之子，则其子亦为明夷矣。又谓文王作爻
辞，移置君象于上六，以初登于天，后入于地，况《明夷》
之主，六五在下而承之，《明夷》之主，之子之象也。子继
《明夷》之治，利在于贞，明不可以复夷也。后世以其为
箕，遂傅会于文王与纣事，甚至以爻辞为周公作而
非文王。盖箕子之囚放在文王羑里之后，方演《易》时，
箕子之明未夷也。李子思深然其说，谓班、马只言文
王演卦，又曰“人更三圣，世历三古，止言包羲、文王、孔
子，未尝及周公也。”马季长以下始有周公作爻辞之
说，绝不经见。孔颖达始引韩宣子见《易象》与《鲁春秋》，
而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为周公爻辞之证。审
尔，谓周公作爻辞可也，况《春秋》又将属之周公乎？此
论确矣。愚谓以爻辞为文王作，固自有据。况夫子唯
曰：“《易》之兴也，当文王与纣之事，是故其辞危。”《系辞》只
说文王，未尝及周公，则所谓辞者，安知非卦爻之辞
耶？愚故已疑之矣。然考箕子囚奴，诚在文王羑里之
后，文王决无预言之理。而《随》之“王用亨于西山”，《升》之
“王用亨于岐山”，又诚类太王、文王之事。夏、商之王，未
有亨于岐山者，朱子解作“卜祭山川之义”，诸侯祭境
内山川，亦正二王为侯时事也。以此观之，则爻辞未
必果文王所作，故谓之“作于周公。”韩宣子见《易象》之
言，诚可证也。李子思辨《鲁春秋》之说，盖自不晓其义。
宣子本意，自说见《易象》则知周公之德，见《鲁春秋》则
知周之所以王也。周之王犹能为春秋之时之主，义
甚昭然。若厚斋因蜀本其字之误，尽疑天下之本，反
改而从之，尢有所未可。前汉赵宾正蜀人，解《明夷》六
五箕子为荄，兹则蜀本箕字初未尝作其字。况厚斋
谓父当暗世而传子，故其子亦为明夷。历考前古，惟
尧舜老而舜禹摄，此乃明德相继。夏商之王，未见父
在而子立者，惟桀纣可当。明夷之主，其肯遽传之子
乎？此冯氏见后世北齐末主前宋徽钦而有是说。既
谓文王作爻辞，乃取此义乎？爻辞称帝乙箕子，自是
一例，况明夷箕子之称，又自有夫子《彖传》为之证。据
《彖传》“利艰贞”，“箕子以之”之辞，与爻辞箕子之“明夷利
贞”之辞正相应，乌可傅会蜀本一字之误，以证爻辞
为非周公作哉？愚故不能无辨，以祛读者之惑云。〈李舜
臣字子思号隆山〉

李子思曰：《随》上六“王用亨于西山”，其事颇类太王、文
王。或者遂以爻辞为非文王语，然而《易》中王用之辞
非一，如“王用三驱”，“王用出征”，“王用亨于帝吉”，皆泛言，
未尝指名其人，况称王而不称号耶？愚谓：《易》言“王用
凡五”，如《离》之“王用出征”，《益》之“王用亨于帝吉”，无事可
指，犹可谓之泛言，如比之“王用三驱”，安知其非指商
汤祝罔之事？然犹曰“不言其地”，未可必也。至于《随》之
“王用亨于西山”，《升》之“王用亨于岐山”，“岐山”即西山也。
“岐”“西”固皆因《兑》体取象，而“王用”之辞，决非泛言。太王
之前，未见有亨于岐山者。邑于岐山之下，居焉自太
王始就岐山称王，非太王而谁？皆有证据，非臆度想
象之言。只此便可见爻辞之非文王作明矣，又何必
指为泛言，而迁就傅会之乎？

冯厚斋又曰：“今观文王迁岐之诗，‘披荆棘，通道路’，切
意太王未卜宅之先，必有负固不庭之国，王者乃用
此巽顺之道以通之，故著此象，所谓‘知以藏往也。若
曰文王自称太王之德，则羑里之时，文王一诸侯耳，
未称王也。追王太王，在武王有天下之后，其曰文王
自称，与爻辞谓非文王作，则又失之甚矣。愚谓厚斋
切意’”以下云云，可谓中心疑者，其辞枝矣。“岐山之王”，
自有实事，不据乃为此枝辞，毋亦只欲傅会爻辞为
文王作，而不知其不可也。若从先儒以爻辞归之，周
公自无“羑里时未王”以下之窒碍矣。以爻辞谓非文
王作，初亦何失之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