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理学汇编/经籍典/第193卷 > 明赵汸春秋师说 > 论学春秋之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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晦庵言：“看《春秋》且须看得一部《左传》，首尾意思通贯，
方能略见圣人笔削与当时事意。”

或问于程子曰：“《左氏》可信否？”曰：“信其可信者。”朱子亦
曰：“左氏所传《春秋》事，恐八九分是。”又曰：“三《传》唯《左氏》
近之。”盖疑之中又信，信之中又疑。据泽一得之愚，则
须全信左氏事实，而阙其浮夸与义理错误处，而后
《春秋》可说。此乃简要切实之言，若且信且疑，则无益
矣。然杜元凯深信此书，而亦未见有以逾人者，此则
理学未精之故。今生于河、洛、考亭诸大儒之后，理学
明矣。若以此而学《春秋》，更用丘明、元凯之功，则经旨
自应卓异。然伊川、晦庵于此一经，乃未尝有成说者，
此则不曾用得丘明、元凯工夫之故。盖用得元凯工
夫，只可到得元凯；用得丘明工夫，只可到得丘明，自
有等第。及已到得丘明，去经旨尚隔数程，到此却只
须虚心静定涵养，然后圣人之心乃可得见。及其得
也，则凡一切要妙之义，不论大纲小目，皆不出程、朱
平日讨论意思中，而其事迹亦不过据《左氏》见在之
文，未尝有所移易变更，而义理自然的当精妙。今学
者舍鄙言不肯从事，而徒过用其心，非泽之所敢知
也。

学《春秋》，只当以三《传》为主，而于三《传》之中又当据《左
氏》事实，以求圣人旨意之所归，盖于其中自有脉络
可寻，但人自不肯细心推求尔。

《春秋》书法，须考究前后异同详略，以见圣人笔削之
旨。事同而书法异，“书法同而事异”，正是圣人特笔处。
大抵先于夫子未修《春秋》前观之，然后沿流而下，纲
举目随，无不吻合。若只从隐、公以后求之，宜乎多所
不通也。

《春秋》本是记载之书，记事而提其纲要，以著得失，明
大义也。学者只当考据事实，以求圣人笔削之旨。然
自三传已有不同，难以归一，至于近代各信所见，视
三传甚轻，故晦庵先生不信诸家传注，而亦自谓“《春
秋》难说”，决意不解此一经。泽一得之愚以为众说杂
乱难信，诚如晦庵之言。然若遂以为决不可通，则亦
太过矣。盖短中取长，未尝不可。今若于左丘明、杜预
上更加向上工夫，则考事既详，义理分明，亦焉有不
可通之理？泽既积五六十年之勤，一旦大有所悟，遂
通圣人书法。尝谓“物极则变，变则自然，须复其常。”应
诸经要妙不传之旨，天地神明不欲使人知之，则无
如之何。若天地神明一旦欲使人知，则泽适乘其机。
而悉得其说矣。盖用工既深。笃信圣人。天理亦有时
而复故也。

说《春秋》，当求事情，事情不得而能说《春秋》者，未之闻
也。如文公十八年“二月丁丑，公薨于台下”，“秋，公子遂、
叔孙得臣如齐。”两卿如齐，虽桓公霸诸侯之时，鲁亦
未尝如此。原其事情，虽为贺惠公立，谢齐会葬，然亦
是为立宣公之地。自二卿如齐，至明年六月齐人取
济西田，凡十三事，而八事皆为齐。而子卒，夫人姜氏
“归于齐。”公即位，皆遂之为也。一岁之间，书卿聘齐者
六，此果何为哉？如此推寻，则知是公子遂杀适立庶，
急欲求齐以定公位，故冒丧娶齐女，弃济西田。此所
谓事情，此所谓以《经》证传，亦复以《传》证经也。此为说
《春秋》要法。

“《左氏》虽见国史，识本末，然所好恶与圣人异者常多。”
《公羊》《穀梁》大义虽有可观，而考事益疏，亦非可据以
求经旨者。然《三传》去古未远，三家之注，义例虽不同，
然犹胜于近代，去圣久远，遂乃肆意创为新奇一切
泛滥不根之说者，故泽于此每用先儒取苏子由《春
秋说》之意，只据《左氏》事实，而参以《公》《谷》大义。其众说
不齐者，每虚心以求至当之归；其不可彊通者，则勿
忘勿助，以待理熟而自悟。及其有悟，则亦多在《左传中，而二《传》亦时有所益，是以不敢轻毁传注。尝有言
曰：“读书之法，务要虚心，勿先以一说横于胸中，遇有
疑处亦且存留，不可遽执所见。如《公羊》《穀梁》最难看。
盖事讹错而义理时有可观，善者从”之，而可疑者阙
之，久之，事既顺序，而义理亦明，然后是非可定。古人
最可取者，莫如郑康成、杜元凯。元凯于义理虽随《左
氏》而错，然推校经传，亦最精详，但得崇信《左氏》事实，
于经甚有功。学《春秋》者若不出于此，而徒过用其心，
非泽之所敢知也。

说《春秋》当据《左氏》事实而兼采《公》《谷》大义，此最为简
要。

杜元凯专修丘明之《传》以释《经》，此于《春秋》最为有功。
泽之用工，大略亦仿此。但《左氏》有错误处，必须力加
辩明，庶不悖违《经》旨，此所谓“爱而知其恶”，而杜氏乃
一切曲从，此其蔽也。

学《春秋》，以考据《左传》国史事实为主，然后可求书法。
能考据事实而不得书法者，亦尚有之，未有不考据
事实而能得书法者也。

《孟子》曰：“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只就“史”字上看，
便见《春秋》是纪事之书，学者须以考事为先。考事不
精，而欲说《春秋》，则失之疏矣。夫考事已精，而经旨未
得，尚多有之，未有考事不精而能得经旨者也。又须
先晓史法，然后可求书法。史法要精熟，书法要委曲，
求合于中。近代解经不通，遂作翻案法。如老吏整备
文卷，虽可照刷，其若情实何？

古人说《春秋》大意，如《公羊》《穀梁》紧切数条之外，则太
史公“予闻之董生”一段，议论甚正，大无一语不好。又
如《左氏》“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
劝善”，及三叛人名之类，皆理明义正，《春秋》大意亦自
可知。但欲推究精密，旁通曲畅，使笔削之指晓然，则
前之众说俱未得为完备。故《春秋》一经，所以自秦汉
以迄于今，未得的当之说者，正以此尔。晦翁深知其
故，每答门人，以为不知孰为笔，孰为削。又《公羊》云：“其
辞则丘有罪。”《孟子》亦曰：“罪我者《春秋》。”今读《春秋》，亦未
见得圣人许多担当处。凡《春秋》所以难说者，晦翁此
言已得其概矣。此是灼见诸儒之病，深知圣道不可
浅窥。泽所以勤苦四十年，孜孜汲汲，“昼夜以思”者，不
过为此而已。大抵先儒非是不晓大意，止是推测本
原未尽，此经传注已多，然只当以丘明元凯为主，却
更加精思，别用一种工夫，上溯其源，下沿其流，游心
既广，冀有触悟，如此而后庶几真有所得，及见《春秋》
本意之浑全，譬犹登泰山、日观，穷咸池、扶桑，以睹大
明之升，光煇烂然，万象昭著，而宇宙间云霾物怪，各
已消散。若所见果能尔，则大义始明，而凡旧说之迂
僻、固滞、浅陋、怪诞之说，不辨而自破。静而思之，虽于
民生日用，未有旦暮水火之益，然而教义亦已明白，
真旷世之奇事也。

《春秋》固是经，然本是记事，且先从史看。所以如此说
者，欲人考索事情，推校书法。事情既得，书法既明，然
后可以辩其何以谓之“经”，何以谓之“史。”经史之辩既
决，则《春秋》始可通，而凡古今之曲说异端，不待致诘，
而无所遁其情矣。

晦翁谓：“《春秋》所以难说者，如孟子所云‘《春秋》，天子之
事’。又曰：‘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今看《春秋》，便不
见得何者是圣人所削，亦便不见得如孟子所言，晦
翁之说如此。泽谓：“如书弑逆，直史所书是如此，圣人
所书亦是如此。圣人与直史之功何以辩？若果无辩，
则直史所书亦可以惧乱臣贼子，何必圣人乎！如此”
推寻，方有意味。所谓直史所书，与圣人同者，如赵盾
弑其君，崔杼弑其君，二国之史已如此书，其馀诸国
书法，亦必皆然。据此，则圣人果何以与直史异？如是
推究，见得《春秋》果是难说，则始能不惑于《传》《注》，却方
别下一种工夫，庶几看到的当处耳。泽之学，如立的
以射立的，既高且远，故难为功。今以其尝涉历者告
人。人犹疑其诞谩也。

凡说《周易》《春秋》，既看传注了，须要换却精神心术方
可。若有所得，自然触机而悟，其机括亦初不离经传
中，但人自不见尔。正如《周易先天图》，在康节看，自然
生出许多道理，在他人看，只是见得伏羲布置亭当
而已。故凡读书为最难。世人只是通其训诂文义，于
妙处实无所契泽。于《周易》《春秋》是苦思之功，思虑既
极，而鬼神通之，非妄言也。

说《春秋》所以难者，缘书法难考，端绪亦不一，圣人又
未易知。今说《春秋》，若将二百四十二年通求其义，亦
未必能知《春秋》；若将一二十年书法通看，亦未是知
《春秋》。唯是上将一二事详细推校，看到的当不可移
易处，然后知《春秋》果非圣人不能作。

《周易》虽失象学，《春秋》虽失书法，然经传中未尝无端
绪可寻，但人自不曾精探力索耳。若寻见端绪，自然
合得经旨，不患人之不从，故《周易》《春秋》废坠，尚有复
之理。若礼则本残阙之文，遇有疑难，更难考据鲁隐公居摄，凡事谦让，故号令亦往往不行，如“翚帅
师”是也。“无骇入极”，“无骇卒挟”，卒皆无氏，此皆谦不敢
自谓为君，所以如此。及无骇卒，则不可无氏，所以始
赐之，故后来都无不赐氏之例，唯溺会齐师，然却是
贬，所以去族，非不赐也。凡推《春秋》当如此。

凡看《春秋》，苟能知其大意，正不必安注脚。所谓“得大
意”者，如玩《易》，必须晓卦象爻象，使之透彻，及识其变
处，则《易》之辞自然易晓矣。《春秋》是事，却须考事之本
末而照察其情，又须推原圣人所以作《春秋》或笔或
削之指，则《春秋》自然易知矣。

《周易》《春秋》是有绳墨规矩之文，不比他经。学二经者
若知其有绳墨规矩，则始可学此二经者若能探其
旨，知其绳墨，识其规矩，则虽不下注脚，而经旨亦明。
泽于《春秋》，乃是逐事事比量，锱铢计较，务适于中，用
心既久，始能纯熟，所以后来说《易》又较《易》。盖二书虽
不同，而圣人之心精妙则一。《春秋》方严而有温厚者
在《周易》。通变而有典常者，存圆融以求之，则理可得
矣。昔张旭学草书，见舞浑脱剑器，及担夫争道而大
进。彼执技者犹有所感发，则泽因《春秋》而悟《易》，以经
识经，岂妄语哉！

泽说：“《周易》所以较《易》者，盖是先于《春秋》，已用过精神
心术，所以触机易悟。”

凡诸经最难通者，《周易象学》，《春秋书法》，二礼祭祀大
典，三者其难实均。以精微隐赜言之，则《易》难于《春秋》，
《春秋》难于礼；以历代事体言之，则《礼》难于《春秋》，《春秋》
难于《易》。然皆圣人精神心术所寓，所以三者之中，但
通其一，则馀二者可以触机而悟也。说经欲全通甚
难，如《易》《春秋》须要全通。诸家传注，最好者只是藉作
梯级，更于传注之上别用一种工夫，“虚心以求，勿忘
勿助”，以俟理熟。到得确然不可移易处，则固滞始化，
方是真得，然后可以旁及馀经。不然，则固滞未化，不
可旁通也。

“《春秋》所以难看者，盖是大意不定。今欲如此主张，及
至入其中，又不知不觉错了。”大扺如看千门万户之
宫，乘高以望，尽在目前。巧思者观之，便知其中曲折
深密处。若无目力者，亦见大概，但入到中间，却不论
巧拙，皆眼迷心惑矣。伊川先生说“《春秋》大义数十，炳
如日星，唯时措从宜者为难知耳。”但据泽看，则《春秋》
难知者固是，而易知者亦未尝不是，时措从宜也。
诸经如《诗》《书》大意，亦可见其古注及近注不可偏废。
《周礼》关系古今时俗，若不识古今之变，则此经实不
易学。泽虽先从事于《易》《春秋》，然所得实自《周礼》始。凡
近世疑《周礼》处，必竭尽其愚以发明之。既用其诚，是
以神明亦若有默相之者。其后稍悟于《易》，《春秋》盖以
《周礼》为之先也。然《易》与《春秋》，其难易亦不同。《春秋》自
三传已错，去古近者尚如此，况去古远者乎？大扺《春
秋》由先儒各执所见乱说，故最难识本意。泽于此书，
盖极其劳苦。其求之未得，则日夜以思；粗有所得则
喜，得而未快则亦抑郁，久而后释然无所滞碍。然使
其稍有名誉，显著于世，又安能始终用心于此，久而
不变哉？故《春秋》为最难，而《易》次之。非《易》，果《易》学也。吉
凶消长，进退存亡，有一定之理，大意可得而推。设令
不能精微，其所失未远。若《春秋》则事理差讹，谋王断
国者遂从而舛错，为害不小。如《春秋》复九世之仇，圣
人曷尝有此意。而汉武帝执此一语，遂开西北边，祸
及平民，殚财丧师，流血千里。然则《春秋》果可易言哉？
《春秋》非圣人不能修，盖是拨乱之书，不得已而作，所
以有许多委曲难看。古书未焚，策牍具在，不修《春秋》，
一一可考，诸侯之史又存，则此时《春秋》争一半工夫，
所以《左氏》终得仿佛者，是亲见国史故也。焚书之后，
旧史皆无可考，则《春秋》自是难说。但先儒于《易》说处，
却亦多失之。

说《春秋》，须要推究事情，使之详尽，然后得失乃见。如
泽说桓母仲子，是惠公失礼再娶，乃是推寻始见得
如此，所以确然自信不惑。盖经书考仲子之宫，初献
六羽，若以仲子为适，则正当祔庙，不应别立宫；若谓
母以子贵，则鲁十二公非适出者尚多，皆未闻为其
母别立宫者。别立宫，止有仲子，盖是尝以夫人礼娶
之，故特异之也。又《礼记》称“夫人之不命于天子，自鲁
昭公始。”如此，则惠公之娶仲子，盖已请命于周室，周
室知有仲子，所以后来天子归其赗也。如此推寻，则
知当日仲子归鲁，是以夫人礼聘之明矣。此虽失礼，
然在鲁之臣子则不当论。

泽于《春秋》，只是说得较平，亦是推得颇尽。若推得未
尽，则断断乎疏略矣。如杜元凯亦自善于推寻，只是
不曾推寻得透彻，所以窒滞不通。

推《春秋》之法，不一而足。固有一见即易知者，如卫侯
毁灭邢是也。有思而后得者，如晋侯执曹伯，秦伯伐
晋之类是也。有思而得，得而不完者，如甲戌、己丑，陈
侯鲍卒，晋人执虞公之类是也。有思而不可得者，如
颠倒宋、郑及齐崔杼弑其君光之类是也。凡若此类使人徒用其思，竭天下后世之精神心术，而莫能通
“其说。”此说《春秋》所以为难。

说《春秋》者，当先以经证经，又其次引他经证，又其次
以经证传，又其次以传证经，展转相证，亦复出入诸
书。如此则用心密而乖谬少矣。或谓传不可以证经，
此则不然。夫作《传》所以释经，若释《经》而无传，又何所
据？《传》是文卷，经是结案断例，然亦止是《左传》可据。若
《公》《谷》则但采其义理条贯而已。所谓以经证经者，谓
如一时不雨则书“时”，即此便可证《春秋》二字；“齐侯逆
王姬”，便可证单伯送王姬妾母薨葬，便可证考仲子
之宫，此是经自相证。次引他经证者，如诸侯同盟，有
《周礼》可证；九合诸侯，有《论语》可证是也。所以谓之以
《经》证传者，如书“楚公子干出奔晋”，便知楚围是篡，传
文不妄；书“葬庄公”，便知国内乱而缓葬，书“晋人执虞
公”，便知灭虞、虢之事，传文可据。所谓以传证经者，谓
晋侯使以杀太子申生之故来告，杀在先，而经书在
后，盖是从赴。又如狄灭邢卫，晋侯召王子般卒，“子卒”
之类，皆当以传文为据，经文则有所讳也。又如传称
“成季奔陈”而经不书，却只书“季子来归”，此是以传证
经。知此四者，而后可与言《春秋》矣。

说《春秋》，如“公伐齐纳纠”，“楚杀其大夫得臣”，“卫甯喜弑
其君剽”，此等处皆是看《春秋》紧关，不可不知。

凡说《春秋》，须先识圣人气象，要识圣人浑然醇厚，凡
一切峭刻烦碎之说，皆除去之，毋惑传注，而后圣人
之旨自明，褒贬得其当矣。

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大抵说《春秋》若太
急迫，则所谓疾恶太甚，须是较平，则圣人之意自见，
然必须推究令详尽，乃可。

说经当务平正，不可失之偏，尤不可好奇立异。如《春
秋》有贬无褒，此既失之偏，又是欲立异，然其说自窒
碍不可行，徒欲得立异之名尔。二百馀年岂无一人
一事合道理，岂可谓之全无褒乎？如“季子来归”，既称
其字，又称“来归”，是喜之之辞，安得强以为贬？又如晋
士丐帅师侵齐，闻齐侯卒，乃还。此亦是书其得礼，但
贬多而褒少则有之，又有“褒中”之“贬。”“贬中”之“褒”，其义
不一而足，不容以管窥尔。

说《春秋》，当先识大意，谓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之外
求之。若不识大意，而于逐事推寻，则舛谬必不少矣。
只如元年“春，王正月”，《公羊传》云：“王者曷？谓谓文王也。”
此已失之拘滞。若复推究其极，则文王虽为周家始
受命之君，然居殷之世，乃殷之诸侯耳。文王自承殷
正朔，曷尝自以建子为正乎？今直以“王正月”为文王，
是改殷正朔，自文王时已如此，其为教义之害非小
小矣，故说《春秋》，易致差错。杜元凯却云：“鲁隐之始年，
周王之正月。”此言平正无疵。杜氏于大意固亦未甚
明，然较之他人则有间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