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明伦汇编/皇极典/第273卷 > 丘濬大学衍义补 > 《一道德以同风俗》
## 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明伦汇编/皇极典/第273卷 > 丘濬大学衍义补 > 《一道德以同风俗》

《易象》曰：天与火，同人。君子以类族辨物。

臣按：天下之事理有同有异，同则一，异则二，惟有以一其二然后有以合其异而同焉，是故理出于天而具于人者为道、为德、为事，事在天下者有族、有物，族以类而聚，物以群而分，其聚也各以其类而合，其分也各以其形而殊，苟非在上者一之以道德，安能使其合者不苟于同而殊者不终于异哉？合者不苟于同，殊者不终于异，则咸为道德之归。此“人所以无异心，家所以无殊俗，国所以无异政” 也。“天无不覆，而火上于天” ，故明之所及者，广于凡天之所覆者无不照烛，荡荡乎四海九州同一文明之化也。

《诗序》曰：“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

按：臣“国国自为政，家家自为俗” 者，由道德之不一也。道德之所以不一者，由乎王道衰而礼义废、政教失也。使文武之君常存而道德之教不息，礼义兴行，政教不失，上焉而君有所依据以为治，中焉而臣有所持循而辅治，下焉而民莫不守其制而不敢易，遵其化而不能违，如此则亿兆家如一家，千百国如一国，“千万世如一世” 矣。

《王制》：“天下无事与诸侯相见曰朝，考礼正刑一德，以尊于天子。”

臣按：礼刑出于上而行于下，诸侯当无事之时而行来朝之礼，则稽考其礼之行于侯国者，恐其或有所违僭者乎，违僭则亟改之，质正其刑之用于侯国者，恐其或有所偏枉者乎，偏枉则亟正之。若夫德之为德则上下之所同德者也，上本是德以为政教，而侯国之政教亦必率而行之，苟有异同焉则非一矣，故必一之，使上之所行，下之所遵，同一天理之公，人道之正也。如是，则是能尊崇天子之命矣。

《司徒》“一道德以同俗。”

臣按：天地之生人也，虽同，一其天而各异其地，惟其地之异，是以所习者不能无异焉，此其所以有异俗也。圣人居天子之位，宅中以图治，必反其习之异以归之同焉，则国不异政、家不殊俗矣。何也？盖蚩蚩之民所生于地者其气虽异而所禀于天者其理则同，彼以其气之偏而异其趣向，吾则本天地之正气、人“心之正道，抑其偏而返之正，合其异而归之同，使天下之人同其趣向而无彼疆此界之殊” ，是岂别为一种巧妙之法，出于其性分之外哉？无非因其固有之理，使复其初而已。是故天生人而与之以性。人所共由者谓之道，人所同得者谓之德。各由其所由，自以为宜；各得其所得，自以为是。而不知“其所由者非所当由，其所得者，非所当得。人人各是其所是，而不知其为非。此天下之俗所以纷纷不同也。” 圣人在上，则设为学校，建立师儒，本义理以为教条，著经书以为教法，必则古昔，必称先王，必明圣人之道，谆谆然而播告之修，切切然而申明其义，使天下之人咸知道出于天而行于人，德“本于道而得于己，同一降衷之理，同一秉彝之天。敢有非吾之道而道其所道，非吾之德而德其所德，则政令之所必禁，刑罚之所必加也。” 如此则营东邠西，越南冀北，地不同而皆同，其天人虽异而不异，其行，风俗岂有异同者哉？吾见人人同其所行，家家同其所习，处处同其所尚矣，风俗岂有不同者哉？然则风俗所以同者，夫岂无其故哉？上文有曰：“修六礼以节民性，明七教以兴民德，齐八政以防民淫。六礼：冠、婚、丧、祭、乡、相见，七教父、子、兄弟、夫妇、君臣、长幼、朋友、宾客，八政饮食、衣服，事为异别，度量数制。” 吾修吾之礼，则凡吾人自幼而长，自老而死，皆有所据依，以慎终追远，会合交接。而彼祷禳追荐、髡首绝类者，自不为矣。吾明吾之教，则凡吾人由亲而疏，由内而外，皆有所联比，以尊尊、亲亲、长长、幼幼，而彼假合私昵，反伦背道者，自不行矣。礼修而教明，则道德一矣。然其散见于人为者，一有过焉，则有以悖礼而伤教，而道德不能保其久而不变矣，故又有八政以齐之焉。是故异服异言者有禁，奇技淫巧者有诛。百工技艺，皆有常业，而不敢习为异端；日用器械，皆有定制，而不敢作为邪异。尺度权量，长短大小必同；物数布幅，多寡广狭必定。如是则若远若近，曰大曰小，皆不敢立异改常。均齐方正，咸惟道德之归。此天下风俗所以常同也欤！

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

臣按：风俗之所以不同者，以道德之不一也，道德之所以不一者，以异端道其所道、德其所德故也。战国之时异端之大者在杨、墨，秦汉以来异端之大者在佛、老，必欲天下之风俗皆同而道德无不。

一，非绝去异端之教不可也。然在《孟子》则辟杨、墨，
在韩、欧、程、朱则辟佛、老，然而终莫如之何者，非独
不能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也，非谓尝去矣而复
大集，攻之暂破而愈坚，扑之未灭而愈炽也。盖彼
之所以盛行者，非彼立法之善也，亦非为彼之人
之能也。彼窥吾之所有者而盗之，吾失之而彼得
之，吾非独不知彼窃吾之所有，往往讦其所短而
较以是非，谓彼之所为者，近是于吾而非噫？抑孰
知彼之所以为我害者，即我之所固有者哉？夫揽
取人之物而窃用之，宜其近是而非也。彼之群居
而聚食，窃吾学校，养士之礼也；彼之诵经而说法，
窃吾弦诵，教士之礼也；彼之祈禳，窃吾祭荐之礼
也；彼之追荐，窃吾殡虞之礼也。吾用其真者，则彼
赝者自不售矣。昔晏子之于权臣《僭窃》曰：“惟礼可
以已之。”臣于异端亦云：夫礼之在天下，不可一日
无者，礼行则道德一矣，道德一则风俗同矣。盖道
德其理也，而礼则其理之有节文，而见于事而可
行者也。是故吾有学校以养士，非学校不得以聚
徒；吾有经术以“教人，非经术不得以驾说，有礼以
祭神，非其鬼则不许祭，有具以送终，非得为则不
许用，如是，则彼之教，吾之人，非独不敢为，且不暇
为，而亦不屑为矣，道德其有不一，风俗其有不同
也哉汉董仲舒言于武帝曰：“《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
古今之大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
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
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
并进，邪僻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
知所从矣。”天子善其对，以仲舒为江都相。丞相卫绾
因奏“所举贤良，或治申、韩、苏、张之言乱国政者，请皆
罢。”奏可。

臣按：为治之道二，政与教而已，政有纪纲，教有枢要，为政而振其纪纲，为教而撮其枢要，治道张矣。夫以四海之大、兆民之众，人各一心、心各一见，人人有意欲行其私，苟非上之人撮其枢要总摄而整齐之，使一其归，人人必济其所欲、物物必遂其所私、事事必行其所见，天下何由而统于一也？圣人有见于此，所以有一道德之说焉。然道德之体一而已矣，而其为用则不一焉。人各其心，心各其见，自皆以为道德也。然皆似是而非是，故以非为是者，滔滔皆是也。习申韩者以申韩为道德；习杨墨者以杨墨为道德；习苏张者以苏张为道德；习佛老者以佛老为道德，纷纷籍籍，各以其所道德者以为道德，其“与学孔、孟者之于孔、孟之道德，若无以异也。彼各是其是而非人之非，非上之人示之以真是而明其所以为非，彼安肯非己之所是而是人之所非哉！” 武帝即位之初，首举贤良方正，即得董仲舒之真儒者。仲舒首以是为言，而丞相卫绾又以为奏，于是罢黜百家，而世之学者因是而知尊孔氏之道。自后建太学，立博士，明经术，使儒者之道大明于天下，一洗秦人之陋。至今儒道盛行，经术大明，皆武帝振作之功，卫绾奏请之绩，仲舒发扬之力也。呜呼，其有功于世道，亦岂细哉！

宣帝甘露三年，诏诸儒论《五经》异同于石渠阁，萧望
之等平奏，上亲称制临决，立《梁丘易》《夏侯尚书》《穀梁
春秋》博士。

唐太宗贞观十四年，命国子祭酒孔颖达等撰《五经
正义》，虽包贯异家为详博，其间不能无缪冗，博士马
嘉运驳正其失，有诏更令裁定。

臣按：汉宣帝会诸儒于石渠，讲论《五经》同异，然惟讲论之而已，未有成书也，至唐太宗始命孔颖达会诸儒臣撰《五经正义》，是亦一道德之一端也。盖道德虽具于人心、出于天命，然不考之圣贤之经传，安知其不以是为非、以非为是哉？是以自古帝王有志于三代之治者莫不以同风俗为务，同风俗者莫不以一道德为先。一道德者，苟不质正于圣贤之言，何以知其所以然之故，与其所当然之则而施行之哉？虽欲道德之一，不可得也。圣贤之言具载经传，不有以表章而发明之，上之人何以为据，下之人有不信者矣。是以帝王欲一道德以同风俗，往往留意于经籍，而命诸儒考正而会稡之，用以颁布天“下，使家传而人诵之，则凡有是道德者皆知如是则为道德，不如是则非咸为道德之归，而风俗醇正，而无彼疆此界之殊矣。” 唐太宗有见于此，而命孔颖达以考正《六经》，而颖达不足以承上意，而所正者多有缪冗，则亦何益之有哉？颖达之学虽有可疵，而太宗之见则超然出乎后世人君之表，可“尚也已。” 我太祖开国之先，首建学校。未几诏行科举，一以《五经》《四书》教人取士，士各专一经而兼治《四书》。太宗又命诸儒辑《五经》《四书》《性理大全》。《易》主程、朱，《书》主蔡氏，《诗》主朱氏，《春秋》主胡氏，《礼记》则用陈澔《集说》，《四书》之训则一本朱子《集注章句》焉。夫《五经》自汉以来，专门名家各自开户牖而殊轨辙。或泥于训诂，或流于谶纬。至于有宋、濂、洛、关、闽诸儒者出，然后经旨大明于世，而我列圣又表章之，遂为千古不刊之大典，不易之定论。是以“道德一” 而无岐辙之差，风俗同而无疆界之别，斯世斯民得以见天地之纯全，识圣贤之至理，享帝王之盛治，一何幸欤！

东晋范甯好儒学，性质直，尝谓王弼、何晏之罪，深于
桀纣。或以为贬之太过。甯曰：“王何灭弃典文，幽沉仁
义，游辞浮说，波荡后生，使搢绅之徒，翻然改辙，以至
礼坏乐崩，中原倾覆，遗风馀俗，至今为患。桀纣纵暴
一时，适足以丧身覆国，为后世戒，岂能回百姓之视
听哉？故吾以为一世之祸轻，历代之患重。自丧之罪”
小，“迷众”之罪大也。

臣按：老、庄之说，疾世俗之孳孳于利禄而不知所底止，故肆为论说，欲矫而正之，而不自知其言之过也。后之人祖其言以为说，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申、韩用之以为惨刻，王、何用之以为浮荡，申、韩用而嬴、秦亡，王、何恣而魏、晋灭，此无他，道德不明于天下，立说者各自道德，其道德而用其说者不知其所谓“道德” 之非道德故尔。向使明君在位，而辅其政者有其人，师表立于上，义理明于下，

岂有是哉？宋之时道学大明，其末流之弊，乃有“假之说以济其私，一切不事，事上之人从而信之，遂至于议论多而成功少，虚文胜而实效微。一时士大夫其所崇尚者，虽邪正与晋人不同，而同归于乱。” 呜呼！人主之好尚，可不慎择而精察之哉！

韩愈曰：“老子之小仁义，非毁之也，其见者小也。坐井
而观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为仁，孑孑为
义，其小之也则宜。其所谓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谓道
也；其所谓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谓德也。凡吾所谓道
德云者，合仁与义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
谓道德云者，去仁与义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
衰，孔子没火于秦，黄老于汉，佛于晋魏。梁隋之间，其
言道德仁义者，不入于杨则入于墨，不入于老则入
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又曰：“古之为民者四，今之为
民者六。古之教者处其一，今之教者处其三。农之家
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商之家
一，而资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穷且”盗也？

臣按：“古之民四而其教一，当是之时，人无异习，士无异学，此风俗所以醇厚也。盖民分于四，各有恒业而衣食易给，教专于一，士有定见而趣向不差，风俗安得不同？自佛、老之教兴而民与教皆增其二，议论则此是而彼非，风俗则日异而月不同，此无他，各道其道、各德其德，道德不一之故也。”

欧阳修曰：“中国有佛，固已久矣。尧、舜、三代之际，王政
修明，礼义之教，充于天下，于此之时，虽有佛，无由而
入。及三代衰，王政阙，礼义废，后二百馀年而佛至乎
中国。由是言之，佛所以为吾患者，乘其阙废之时而
来，此其受患之本也。补其阙，修其废，使王政明而礼
义充，虽有佛，无所施于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势也。”

臣按：欧阳修此言推本之论也，然谓之曰“此自然之势也” ，臣则以为“此自然之理也，岂但势哉？彼佛者去吾中国数万里，其势无由至中国，然其所以导之入吾中国者，中国之人也，今其法行乎中国千馀年，其势已坚牢不可动摇，其言入人心也已深，而其像设屋宇在人耳目者已稔熟，一旦欲去之，其势诚有不” 易然者。欧阳氏欲吾修补吾政教之阙废者，诚反本之论。然吾政教之阙且废，非一日矣，一旦复其千年之故，非假之十百年不能也。十百年之中，其君其相岂能皆得卓然不惑者为之哉？臣愚以为莫若定为《家乡之礼》，颁布天下，使家家行古礼，其势自衰，此则朝令而夕可行也。积数十年，人皆知吾礼之简径，而觉彼法之劳攘，有损于财，无益于事，自然废置而不振。英君谊辟有志于扶世教、辟邪说者出于其间，举《韩子》所谓“人人火书庐居” 之说，乘其衰而去之，则中国三代道德之教、礼义之俗，顿然复矣。

修又言于君曰：“士之所本，在乎《六经》，而自暴秦焚书，
圣道中绝。汉兴，收拾亡逸，所存无几，去圣既远，莫可
考证，偏学异说，因自名家。然而授受相传，尚有师法。
暨晋、宋而下，师道渐亡。至唐为《九经正义》，所载既博，
所择不精，多引谶纬之书，以相杂乱。乞特诏儒臣，删
去谶纬之文，使学者不为怪异之言所惑乱，然后经”
义纯一，无所驳杂。臣愚以谓欲使士子学古励行而
不本《六经》，欲学《六经》而不去其诡异，欲望功化之成，
不可得也。

臣按：秦汉以来之《六经》，所以至于今日者，实赖孔颖达之《正义》。其刻板尚存于福州府学，世之学经者因得以考见古人之训诂义例而知其名物度数之详，虽其间多驳杂诡异之言，如欧阳氏所言者，然朱子谓“汉魏诸儒正音读、通训诂、考制度、辨名物，学者苟不先涉其流，则亦何以用功于此” ，则其书亦世之不可无者也，第欲中心有主而知所择耳。夫自有宋九儒讲明经旨，一洗汉唐之陋，《六经》之文，如日中天，《六经》之道，如水行地。三尺童子皆知性之本善，而有荀况、扬雄之所不及者。然揆其所至，出口入耳者，不过传习之言，而因心考义者，虽若有差，终有的然之见。此古之圣贤，其教人皆隐而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者，有由然也。今《五经》《四书》，先儒训释明白无疑矣，学者口诵而心解，不复致疑于其间。然所谓无疑者，岂真无疑哉？朱子谓“今之学子能言，真如鹦鹉。” 盖鹦鹉之言，效人声耳，其心未必有所解也。宋元之间，草泽之儒纷然杂出，于所谓《五经四书》者，又各加训解，大意主于立“说，而不尽以解经，其间可取者不过数家，其馀皆欲炫奇斗胜耳。解经而炫奇斗胜，其视汉人之专门名家，则又益卑矣。宜俾学经者专究心于圣经，然后及于宋儒之传，一以是为主，然后博考汉、魏诸儒之训诂制度名物，焉有馀力，则旁及于近世诸人之训说可也。乞敕儒学之臣，精加考择，以示” 学者。并示以读经之法，必先《经》而后传，而后及乎诸说，则心有定见，不为异说之所

惑乱矣。是乃一《道德》之门径也。

曾巩曰：“古之治天下者，一道德，同风俗。盖九州之广，
万民之众，千岁之远，其教已明，其习已成之后，所守
者一道，所传者一说而已。故《诗》《书》之文历世数十，作
者非一，而言未尝不相为终始，化之如此其至也。当
是之时，异行者有诛，异言者有禁，防之又如此其备
也。故二帝三王之际及其中间尝更衰乱，而馀泽未”
熄之时，百家众说未有能出于其间者也。及周之末
世，先王之教化法度既废，馀泽既熄，世之治方术者，
各得其一偏。故“人奋其私智，家尚其私学者，蜂起于
中国，皆明其所长而昧其所短，矜其所得而讳其所
失。天下之士各自为言而不能相通，世之人不复知
夫学之有统，道之有归也。”

臣按：百家众技如耳目口鼻，各有所用而不能相通，而圣人大学之道则如心，君处灵台之中，为百骸之主宰，各因其所用者明而通之，使之互相为用而底于大成焉。如此，则学有统、道有归，所守者同一道、所传者同一说矣。

程颢言于神宗曰：“治天下以正风俗，得贤才为本。宋
兴百馀年，而教化未大醇，人情未尽美，士人微谦退
之节，乡闾无廉耻之行，刑虽繁而奸不止，官虽冗而
材不足者，此盖学校之不修，师儒之不尊，无以风劝
养励之使然耳。古者一道德以同风俗，苟师学不正，
则道德何从而一？方今人执私见，家为异说，支离经
训，无复统一。道之不明不行，乃在于此。臣谓宜先礼
命近侍贤儒，各以类举，及凡执事方岳州县之吏，悉
心推访，凡有明先王之道，德业充备，足为师表者。其
次有笃志好学，材良行修者，皆以名闻。其高蹈之士，
朝廷当厚礼延聘。其馀命州县敦遣，萃于京师，馆之
宽闲之宇，丰其廪饩，恤其家之有无。”以大臣之贤，典
领其事，俾群儒朝夕相与讲明正学，其道必本于人
伦，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学》洒扫应对以往，修其孝弟
忠信，周旋礼乐，其所以诱掖激厉、渐摩成就之道，皆
有节序。其要在于择善修身，至于化成天下，自乡人
而可以至于圣人之道，其学行皆中于是者为成德。
又其次取材识明达，“可进于善者，使日受其业，稍久
则举其贤杰以备高任，择其学业大明、德义可尊者
为大学之师，次以分教天下之学。始自藩府至于列
郡，择士之愿学、民之俊秀者入学，渐自大学及州郡
之学，择其道业之成、可为人师者，使教于县之学，如
州郡之制。如此则得士浸广，天下风俗将日入醇正，
王化”之本也。帝王之道，莫尚于此。愿陛下特留宸意，
为万世行之。

臣按：程子谓“治天下以正风俗、得贤才为本” ，臣窃以谓得贤才又正风俗之本，必欲得贤才以正风俗而一道德又其本也。道德不一则人执私见，家为异说，各道其所道、德其所德，不相统壹矣。必欲道德之一而咸惟中正之归，则又在师道之立焉。立师道以修学校之政，俾其掌天下之风化，教天下之人材，考正经典，讲明义理，以一人心之趋向，期于道德之一、风俗之同而后已。所以然者，非得夫程子所谓“明先王之道，德业充备，足为师表” 者，曷足以当兹任哉？惟我祖宗建学立师，教育人材，一以《五经》《四书》为教学之具。凡今布列中外者，孰非明先王之道之士哉？今日班行之中，搢绅之列未必无其人也。盍加推访，其间有德行文学，闻望素著，冠于一时，为内外所推重者，即佥举以闻，命以师儒之首秩，俾之自择其属，必得如程子所谓笃志好学、材良行备者，以充其选。而又于大臣中特命一人典领其事，如程子所云者，授以玺书，责以提督作兴之任，俾其率领群儒，详立规条。一本程子所上《札十》“以为准则。根据学校所施行者，必太祖皇帝所定之学规；士子所诵习者，必太宗皇帝所颁之书籍。参诸古典，酌以时制。凡夫学校所以诱掖激厉、渐摩成就之道，节目次第，门分条具，以为一代教养之法。既行之太学，又颁之天下。如此则施教者有成效，受教者有成德，而推其所得以为教者，皆有” 成法，而用之无穷矣。要必就其所教多士之中，差其果于行事者，用以釐百司之务，择其深于道义者，留以为太学之师，散其明于经训者，分以掌州县之教。而州县受教之士，又以其所受于教者之教，以卒业于太学，以分任于有司，以推教于他人。彼此承传，后先授受，同此《诗》《书》之习，同此道德之归；朝廷之政教，此道此德也；官府之禁令，此道此德也；百官之职业，此道此德也；学校之功课，此道此德也。道德既一，风俗自同。“立德者不索隐以行怪，行事者不谋利而计功，为学者不驾虚而翼伪，修辞者不厌常而喜新，居官者不党同而伐异。浑浑乎和平温厚之天，坦坦乎大中至正之域。” 世道至此，虽唐虞三代，不是过也。由是观之，治天下之道，莫大于正风俗。正风俗之要，莫

切于一道德。程颢一世大儒，言于其君，欲其特留宸意，为万世行之。臣敢昧死援程颢之言，以为《九重告》。

朱熹曰：“异端害正，故君子所当辟，然须是吾学既明，
洞见大本达道之全体，然后据天理以开有找之私，
因彼非以察吾之正，议论之间彼此交尽，而内外之
道一以贯之，如孟子论养气而及告子义外之非，因
夷子而发天理一本之大，岂徒攻彼之失而已哉！所
以推明吾道之极致本原，亦可谓无馀蕴矣。”

臣按：朱子之言反本之论，所谓“上策莫如自治” 者也。吾惟明吾之道德，则彼所谓非道之道、非德之德，皆因吾之是而见彼之非，正不必拘拘然而与之较负胜也。吾道既明、吾党既众，则自然所至成俗，不日而复三代之旧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