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理学汇编/经籍典/第193卷 > 明赵汸春秋师说 > 论三传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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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作《春秋》，以授史官及高第。在史官者，则丘明作
传；在高第者，则一再传而为公羊高、穀梁赤；在史官
者，则得事之情实，而义理间有讹；在高第者，则不见
事实，而往往以意臆度。若其义理，则间有可观，而事
则多讹矣。酌而论之，则事实而理讹，后之人犹有所
依据以求经旨，是经本无所损也。事讹而义理间有
可观，则虽说得“大公至正”，于经实少所益，是《经》虽存
而实亡也，况未必“大公至正”乎？使非《左氏》事实尚存，
则《春秋》益不可晓矣。故舍事实而求《经》，自《公羊》《穀梁》
以后，又不知其几《公羊》《穀梁》也。然则《春秋》之道，何时
而可明耶？

左丘明，或谓姓左丘名明，非传《春秋》者，传《春秋》者盖
姓左而失其名。泽谓去古既远，此以为是，彼以为非，
又焉有定论？今以理推之，则夫子修《春秋》，盖是遍阅
国史策书简牍，皆得见之，始可笔削。虽圣人平日于
诸国事已素熟于胸中，然观圣人入太庙，每事问，盖
不厌其详审，况笔削《春秋》，将以垂万代，故知夫子于
此尤当详审也。又策书是重事，史官不以示人，则他
人无由得见，如今国史，自非尝为史官者，则亦莫能
见而知其详。又夫子未归鲁以前，未有修《春秋》之意，
自归鲁以后，知其已老，道之不行，始志于此。其作此
经，盖不过时岁间耳，自非备见国史，其成何以如是
之速哉？窃谓夫子圣德已孚于人，鲁之《春秋》，虽史官
亦知其舛谬，非圣人莫能刊正，是以适投其机，而夫
子得以笔削也。观夫子与鲁乐官论乐，则知乐之所
以正，亦乐官有以推赞之，又或出于时君之意，亦未
可知也。然策书是事之纲，不厌其略，特其节目之详，
必须熟于史者然后知。是以此书若以示学者，则虽
高第亦猝未能晓；若在史官，则虽亦未能尽得圣人
旨意，然比之于不谙悉本末者，大有径庭矣。故窃独
妄意从杜元凯之说，以为《左氏》是。当时史官笃信圣
人者，虽识见常不及，然圣贤大分亦多如此。

《左氏》是史官曾及孔氏之门者，古人是竹书简帙重
大其成，此传是阅多少文字，非史官不能得如此之
详，非及孔氏之门，则信圣人不能如此之笃。

《左氏》乃是春秋时文字，或以为战国时文字者，非也。
今考其文，自成一家，真春秋时文体。战国文字麤豪，
贾谊、司马迁尚有馀习，而《公羊》《穀梁》则正是战国时
文字耳。左氏固是后出，然文字丰润，颇带华艳，汉初
亦所不尚。至刘歆始好之，其列于学官最后。大抵其
文字近《礼记》而最繁富耳。

《后汉书》成于范晔之手，便有晋宋间简洁意思。尧舜
三代之史成于司马迁，便有秦汉间麤豪意思。若以
为左氏是战国时人，则文字全无战国意思。如战国
书战伐之类，皆大与《左传》不同。如所谓“拔某城，下某
邑，大破之，即急击”等字，皆《左传》所无。如“将军”字，亦只
后来方一见，盖此时将军之称方著耳。

腊字，考字书别无他意，只是腊祭耳。从巤者，盖取狩
猎为义。秦以前已有此字，已有此名。如三王之王，不
知帝世已有此名，至禹始定为有天下之称也。后儒
不深思，则谓秦始称腊，学者便据此以疑《左传》，此何
可信哉！韦昭谓古车字音尺奢，无居音，其误皆类此。
戴宏序《春秋传授》云：“子夏传与公羊高，高传与其子
平，平传与其子地，地传与其子敢，敢传与其子寿。”至
汉景帝时，寿乃共弟子齐人胡，母子都著于竹帛。据此则公羊氏五世传《春秋》，若然，则《左氏》是史官，又当
是世史，其末年传文，亦当是子孙所续，故通谓之《左
氏传》，理或当然。

《穀梁》如“蔡人杀陈佗曰：‘何以知其是陈君也？两下相
杀不道’。”又如二年“宋督弑其君及其大夫孔父”，亦曰：
“何以知其先杀孔父？子既死，父不忍称其名；臣既死，
君不忍称其名。以是知君之累之也。”凡若此类，皆是
用测度之辞，盖是当来得之传闻，不曾亲见国史，是
国史难得见之一验。又《公羊》是齐人，齐亦有国史，而
事亦讹谬。盖国史非人人可见。《公》《谷》皆是有传授，然
自传授之师已皆不得见国史矣，故知《左氏》作传，必
是史官，非史官则不能如此又是世官，故末年《传》文，
当是其子孙所续。

《公羊。襄公元年》“己丑，葬我小君齐姜。”齐姜与穆姜，则
不知其为宣夫人欤，成夫人欤。他如此类甚多，此乃
不见国史之明验，故二《传》事多不可据。

近世学者，以《左氏》载楚事颇详，则以《左氏》为楚人，此
执一偏之说，而未尝虚心以求故也。凡作史必须识
大纲领，周虽微弱，终为天下宗主，故当时作史，必须
先识周事。其次莫如晋、楚，国大而各有所属，若得晋、
楚之事，则诸国之事自然易举矣。然晋、楚之事详于
周者，盖周室微弱，号令不及于诸侯，而事权皆出于
晋，其次则楚，故晋、楚之事多于周也。他国如齐、如郑、
如宋、如卫，事亦最详。齐是鲁邻，郑亦同姓，事关齐、晋、
楚诸大国，宋是先代之后，卫是兄弟之国，交际之分
深，故事亦最详也。如秦如吴，事颇略。后来吴事稍详
者，渐以彊大，侵陵中国，而鲁常与之会盟故也。当来
丘明作传，以明孔子之经。若不博采诸国之史，则此
《传》何由可成？今却以为载楚事详，遂谓之“楚人”，其亦
未尝深求其故，祇见其可笑耳。今止以晋、楚之事言
之，则城濮之战、邲之战、鄢陵之战及赵武、屈建、公子
围为宋之盟，均载晋、楚之事，辞意之间，多与晋而抑
楚。而晋自文公以后世为盟主，其与诸国盟会事最
为多，而谓楚事最详，其亦不思之甚。凡疑《左氏》他说，
似此甚多，然亦不足深辨也。

说《春秋》者多病左氏浮夸，然其间岂无真实。苟能略
浮夸而取真实，则其有益于经者亦自不少也。学者
最忌雷同是非，世人多讥《左氏》，而泽于《左氏》，往往多
有所得，故不敢非之。

《左氏传》中，后人见其有乖忤处，多不信其传，岂可因
其短而弃所长哉？若欲舍《传》以求《经》，非惟不知《左氏》，
亦且不知《经》。

鲁隐公不书即位，《穀梁》谓之让桓，不正。《左氏》以为摄
而不明，断其是非。然既谓之摄，是有先君之命，非诸
大夫扳而立之也。应立而让，则谓之让，不应立，故谓
之摄，桓母素贵，称夫人故也。惠公晚年再娶，虽是失
礼，然须是有王命，然后可以成其为夫人。所以经书
“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王室，知有仲子者，
是将娶之时，已请命于王。王之此举，虽亦失礼，然乃
是为桓公之地，以见桓母素贵，则桓公当立耳。又据
《左氏》，惠公之薨也，有宋师，太子少，葬故有阙，是以改
葬。如此，则惠公已立桓公为太子，隐公之立，不过承
父命，摄以奉桓，安得谓之让哉？

宋武公生仲子以《手文》之瑞，故鲁欲聘为夫人。然惠
公前已娶孟子，盖已数十年，及晚而再娶仲子，既不
可有两适，又难同侄娣，又非是待年于父母家。当时
宋人盖要鲁以为夫人。鲁之娶仲子，盖已先告于天
子，若不获命，则宋人必不与。天子既许，鲁乃以夫人
礼聘之，则仲子必素贵，与隐母不同。此虽失礼，然却
是事之情实。何休以为隐母是左媵，桓母是右媵，亦
不过测度之辞，此亦非是隐母，乃是媵桓母，是失礼
再娶耳。既娶而生桓公，未几而惠公没。隐公之摄，实
出于先君之命，使之摄而俟桓长。《传》称“惠公之薨，有
宋师，太子少。”是惠公之时，桓公已正太子之位。夫桓
公既已正太子之位，则隐公之摄，乃父命明矣。然则
隐虽欲不让，乌得而不让乎？又宋、鲁为婚姻，而惠公
未葬，宋来伐丧，此何故也？岂非以桓公仲子故邪？夫
太子少而隐公立，斯固宋人之所疑者。桓公内有国
人归向之情，外有宋之援，使隐果不贤，亦未敢遽夺
之也，而况隐之志本能让乎？《穀梁》以为“让桓不正”，此
不知当时事情，若在当时，必导隐公为乱，非杀桓公
母子不可得国，而隐亦终必不免，此《穀梁春秋》开卷
第一义最谬者也。若从《左氏》《公羊》，则合事情，而隐之
贤终可取。

《穀梁》谓隐公不当让，此不达礼之变，而亦不知当时
事情。儒者生于后世，而追断古事，往往不合者，不达
事情故也。使《穀梁》生于斯时，则亲见当时国人之情，
知惠之贵桓，见桓母之存而国人贵之，隐公母事之，
而先君立桓之命，人之所知隐公让桓之举，实为能
遵先君之命，则自不敢如此说矣。若使《穀梁》生此时，
见此事，而左右隐公，使之自立，则是导人为不义。此说一萌，不论事之济否，而隐公让桓之美意坏尽矣。
故儒者若欲追论古人，必若身亲见之，亲当之，则自
然合事情而无过论也。圣人所以异于人者，盖虽一
切以礼义为断，然未尝迂远而拂事情。《公羊传》曰：“立
适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此三代立子之法，
必《礼经》之言也。

《公羊》以尹氏为讥，世卿说《春秋》者往往从其说，而深
辟《左氏》之妄。泽以为“经所书者，皆是史，先有其文，非
是夫子创书。凡史书之法，告则书，假令果是尹氏，则
所以得书于鲁史者，以其来告故也，岂有讥刺之意
哉！夫世卿固当时之弊，然其来已久，推而上之，则尧、
舜、夏、商亦皆然，但侧微者亦达，隐德者必彰，不纯用”
《世家》耳。世卿之弊，极于周末，人情亦皆厌之，故有“讥
世卿”之说。然《春秋》治奸，名犯分者耳。假令果是尹氏，
果是周之世卿，则书一尹氏之死，而乃深寓讥刺之
意，岂不深险之甚哉！

古策书之体甚严。假令果是尹氏，果是天子之世卿，
便须考究尹氏名某，既是周之卿，却为何官，与鲁有
何交，故乃因卒而登载于鲁之史策，既已不知来历，
又何以知其为讥世卿？或曰：“尹氏者，天子之公卿，尝
与先君惠公有盟会，故本以名赴，而变文书氏以讥
之耳。”曰：“二百四十二年策书之，薨卒惟夫人书氏，即”
无男子书氏之例。妇人所以书氏者，所以别同姓。若
鲁昭公、吴孟子，便不可赴同姓之国，故妇人以氏为
重。其天子之卿大夫既卒，若与鲁有故而来赴，只应
曰某官某卒。若曰“赴以尹氏”而不称名，则决无之。若
曰“赴本以名，而夫子特改称氏，以讥世卿”，则是夫子
始变动赴告策书之制。〈阙四十字〉《公羊》《穀梁》不见国史，故
所载之事与《左氏》不同，亦多是臆度之辞耳。《公》《谷》之
讹，本非容心，盖不见事实而得之传闻，亦无足深咎。
但后之学者，既见《左传》事实，则当依据。而诸家说者
乃更采二《传》之事以释《经》，如“尹氏卒”、“夫人子氏薨”是
也。夫所谓“尹氏”者，谓天子之大夫，书此者，所以讥世
卿也，而不知当时国史本无尹氏卒之事，又世卿，周
中世以后之通弊，亦非朦胧书一尹氏所能救。圣人
褒贬之法，岂若是深晦不明之甚哉！所谓“夫人子氏
卒”者，《穀梁》以为是隐公之妻，不知《左氏》据国史，子氏
实非隐公之妻。所以知其非隐之妻者，隐公当国，凡
事谦让，不肯自谓为君，故史不书。即位，改葬惠公，公
亦弗临。卫侯来会葬，亦不相见，盖皆承父之志，为桓
公之地。既已如此，无缘却以夫人礼丧其妻。又况惠
公断无为子娶宋女之事，惠公在位久，故先娶孟子，
后娶仲子，以其是国君故也。隐特庶子耳，何得与父
皆娶宋女乎？故知说《春秋》者，当据《左氏》事实，不当更
惑他说。所以知“尹氏”当作“君氏”者，盖此是省文法，犹
曰“君之母夫人某氏”云尔。既不纯用夫人礼，本难以
书，而又以君故，不可不书，是以变其文而书法如此。
所以知“夫人子氏薨”，当是桓母者，惠之末年再娶仲
子，惠公之薨，仲子犹在，仲子素贵，当时臣下皆以君
位当属之桓公，故隐公摄以待桓公之年长而授焉，
此三《传》所通知，则仲子之卒，理应书之史策，无没而
不书之理。若据《公羊》以为是隐母，《穀梁》以为是隐妻，
则仲子之卒不见于经，是隐傲然自以为君而黜桓，
不得为让国矣。若据《左氏》，则惠公末年失礼，再娶而
生桓公，未几而公薨，盖遗命使隐公摄而俟桓之长。
隐摄之明年，桓母卒，隐将成桓之为君，故于桓母之
卒用夫人之礼。及“免丧，则考仲子之宫，而初献六羽
焉。”此最为可信可据。盖由《公》《谷》不见国史，未足深怪，
后之学者，既通考三《传》，则当有所决择，去其害义者，
岂可故从不根之说，以渎圣经乎？

齐人伐卫。卫人及齐人战，卫人败绩。若据《经》文，有何
意义，及考《左氏》，然后知经文乃是罪齐。凡《左氏》有益
于经，皆此类。

《春秋》难通者不一，只如“单伯送王姬”，《经》文与二传亦
不同，一以为“送王姬”，一以为“逆王姬。”又据《左传》，则单
伯是天子大夫；据二传，则单伯是鲁大夫，鲁使之逆
王姬也。此一事《经》《传》皆异，但《左氏》见国史，则鲁实无
单伯，实是周大夫耳。然书“单伯送王姬”在前，书“筑王
姬之馆”于后，却又似是单伯逆王姬，为是逆而后筑
馆焉，于事亦似顺，此《春秋》所以难说。及思之积一二
十年，然后知《左氏经传》为是。此处颇有曲折，留以为
诸生学问辩难之地。

“夫人氏之丧至自齐。”杜氏曰：“不称姜，阙文。”此杜氏之
失也。不称姜，省文从可知耳。又传曰：“君子以齐人之
杀哀姜为已甚矣。”此语亦失之。哀姜以淫乱致庆父
之祸，两君遭弑，国几于亡，鲁不能容，出孙于邾，安可
听其稔恶不讨乎？般及闵公皆其子，子无讨母之理，
然则权其宜，当属之齐，故齐人杀哀姜不为过。凡《左
氏》之失类此，然其事却可据，不可因噎而废食，斯善
读《左传》者也。

僖公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庙，用致夫人。”《左传》曰：“禘而致哀姜焉，非礼也。”凡夫人不薨于寝，不殡于庙，不赴
于同，不祔于姑，则弗致也。《公羊传》曰：“讥以妾为妻。”《谷
梁传》曰：“立妾之辞。”《三传》所说不同，当以《左传》为是。二
传揣度，不足据也。案《左氏》哀姜私于共仲，共仲因此
遂欲自立。及共仲弑闵公，故哀姜孙于邾，齐人杀之，
而以其尸归，故僖公立而请其尸于齐以葬。此皆事
之情实，见于经传者，具有血脉。但夫人虽得以礼葬，
然于礼典，不应入庙与享。及八年禘祭，遂以夫人与
享于庙，因致之于庄宫。《左氏》讥其非礼者，为其不当
致而致，违周公之礼也。夫夫人之薨，焉有不在寝者？
不在寝，非奸则乱，故绝之使不得配先君与祭享，此
圣人所以正家谨礼，垂训于后。而僖公以区区之仁，
违礼犯义，厚则厚矣，其如先君之礼法何？此事本末
甚完，不可更从他说。

《左传》赵盾事，首尾皆实，惟越竟乃免，语意不备，故学
者多疑之。若曰“越竟”〈阙二字〉“乃免”，则语意备矣。又赵盾
之罪，与栾书、中行偃不同，书偃亲为弑逆，然《经》却又
只书晋弑其君，又不曾书讨弑君贼，当〈阙二字〉莫是书
偃为政，而别不曾讨贼，则弑主非书偃而何？此等处
虽欲不信《左传》，亦不可也。若欧公只据经文，则书偃
得免于弑君之罪，如此却出脱了多少恶逆之人。泽
于此等处，用功数十年，甫乃得之，须俟一部《春秋》笔
削本旨成，而后其说乃定，今固未可尽发其机也。
左氏“罪在甯氏”之说，泽数年前犹深辟之，以为甚赘，
及后豁然，既有所悟，然后知其谬误，乃在泽，不在《左
氏》。然则读书而不深思，乃率意讥议古人，大不可也。
《公羊传》“许世子止弑其君买”，是君子之听止也；“葬许
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公羊》此处有断制，亦看得稍
活，不窒滞。凡《春秋》最难明者是篡弑。《穀梁》陈杀其大
夫泄冶，称国以杀，杀无罪也。泽谓《穀梁》此例，则不知
楚杀其大夫公子壬夫，及楚杀其大夫公子侧，楚杀
其大夫公子追舒，晋杀其大夫里克，晋杀其大夫胥
童，齐杀其大夫崔杼。不知如何分别，此《春秋》所以难
说。

《春秋》所以难明者，盖《春秋》是事，易涉讹谬，今同居一
城，府城东之事，城西忽尔妄传，况于《春秋》，列国事最
繁，传闻者有远近、详略真伪，或杂以好恶，即乖其实，
如“齐东野人”之流，盖不一而足也。《公羊》《穀梁》所据之
事，多出于流传，非见国史，故二《传》所载，多涉鄙陋，不
足信。但其间却有老师宿儒相传之格言，赖此二传
以传于世，辩之亦易也。较之《左传》，记事有本末，真可
以发明圣经，则相去天渊矣。

《春秋》，当详考事实，以求圣人笔削之旨。而《三传》去圣
未久，已多异同。如鲁隐公不书即位，《左氏》《公羊》以为
是摄，《穀梁》以为让桓不正，三者所见各不同。君氏卒，
《左氏》以为隐公之母，二传以为天子之卿夫人。子氏
薨，一以为惠公妾母，一以为桓母；仲子一以为是隐
公之妻，遂使三世母妻不辩，汨乱人伦，说《春秋》之最
谬，未有甚于人伦不辩者。《僖公八年》，“禘于太庙，用致
夫人。”一以为立妾母，为夫人见庙；一以为哀姜有罪，
既没不得入庙，故因大禘而致之，使得与享；一以为
僖公立妾为妻，因禘而庙见。盖此一事，或以为生，或
以为死，或以为妾母，或以为妾妻，或以为适母哀姜，
其间非无正说，但为曲说所蔽耳。

据凡例，考国史，说三叛人名之类，此《左氏》有益于经。
举大义，正名分，“君子大居正”之类，此《公羊》有益于经。
“桓无王”，“定无正”之类，此《穀梁》有益于经。

《公羊》名义亦多，如“七缺”之类，不可废。所谓“七缺”者，如
惠公妃匹不正，隐、桓之祸生，是为夫之道缺。泽旧未
见此说，却颇与之合。

晦庵言：“《春秋》制度大纲，《左氏》较可据，《公》《谷》较难凭。”又
曰：“《左氏》曾见国史，考事颇精。”又曰：“《左传》一部载许多
事，未知是与不是，但道理是如此。”又曰：“《左氏》是史学，
《公》《谷》是经学，史学者记得事却详。”

朱子说“三传”，以为《左氏》见国史，但义理未明，《公》《谷》大
义正，却未见国史。此言最要切。又苏子由教人读《左
传》，只是据其事实而以义理拆衷，此亦最为简当，学
《春秋》者不可不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