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理学汇编/学行典/第100卷 > 朱子大全集四 > 《答潘恭叔》
## 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理学汇编/学行典/第100卷 > 朱子大全集四 > 《答潘恭叔》

友恭坐时亦闲，有虚静之象，而未能无欲也。所恨工夫未能接续，故惮烦失错之处甚多。惟其惮烦愈多，失错深知之而不能改，盖欲静意胜也。

所论皆善。但不可如此迫切计功。非惟无益。反有所
害。宜深戒之。

横渠说“性命于气，性命于德” 之命，恐只是听命之意。“性天德，命天理。” 天理云者，亦曰“听命于德” ，无非天理之当然耳。不知是否？

性命于气，恐“性命”两字须作一般看。言性命皆出于
气禀之偏也。性天德，命天理，即所谓性命于德。

“惟圣人可以践形” 云者，践行当来吾身所具之理也。可云者，尽理而无馀欠也。杨氏“体性” 之说如何？

程先生以“充人之名”解“践形”字，甚善。践，犹践言践约
之践，非谓践行所具之理也。杨氏“体性”之语不可晓。

太子蒯瞆得罪灵公，出奔晋赵氏。灵公尝游于郊，谓公子郢曰：“我将立若为后。” 灵公卒，夫人奉遗命而立郢，郢以辄在为辞，于是国人立辄。辄立十二年，辄出亡，蒯瞆入，是为庄公。庄公立三十年而出奔。友恭窃详此事，妄意谓辄不顾其父而自立，固已失父子之义矣。蒯瞆得罪于父而出奔，乃因竖良夫及孔悝母劫悝升台而盟，立之，是“不用先君。”

之遗命，父子君臣之义俱失之矣。然则宗国所宜立者何人，其必郢乎？当郢辞国之日，国人立辄之时，辄能逃去，则郢无得而辞，蒯瞆亦无复君卫之意。及夫蒯瞆既入，良夫悝母相与劫悝，是时悝能守之以死，则蒯瞆安得而立哉？惜乎孔悝不知出此一切，付之无可奈何，此蒯瞆所以立也。虽然，天下岂有无父子君臣之国哉？宜乎蒯瞆未几而复奔也。

此论大概得之。但谓辄逃去，而蒯瞆无复君卫之意，
及蒯瞆既立而复奔者，非是。盖辄自当逃去，非欲为
是以拒蒯瞆之来也。蒯瞆脱或能守其国，亦不可知，
但义理自不是耳，不必如此牵合也。

《孔悝》有母，不能禁而使之为乱。及为卫之臣，又不能有所立。以子路之贤为其家臣。其事如何？心甚疑之，亦何所见而如此？乞赐教。

圣人之门，不使人逃世避人以为洁，故群弟子多仕
于乱邦。然若子路、冉有之徒，亦太不择矣。此学者所
当深戒也。

“仲尼元气” 段中“并” 字，莫是包上两句否？“时焉而已” ，“时” 字恐是战国风气所致。

并秋杀尽见，则以春生为主而兼举之也。“时焉而已”，
语意不分明，未知端的指趣如此，所说亦通，或恐更
有时既无人，不得不自任之意。或说秋杀气象不常
如此，盖有时而或见之也，未知孰是？试并思之。

或谓游氏以“犯上作乱” 为两节，据友恭所见，只是一节，遽说不好，犯上处亦贯“忠顺” 而言，则知其非两节也。

“作乱”以上，后说“得之为仁之本”一句，似皆未得其说。
程说自与谢说不同，不可混为一说也。看得程说分
明，则自见谢说之非矣。

或谓：“‘传不习乎’？是得于人而不习。” 友恭谓“不习而传与人。” 或谓“忠信能相有而不能相无，故程先生以为内外表里。” 友恭谓“尽己者自反而无慊于中，故曰内；以实者即此而施之于人，故曰外。” 或谓：“谢氏虽推广见得，不止‘践言为信，亦恐包括不尽。后结云：‘几于无我则能之，莫伤易否’’？” 友恭谓“说信处却不少包总，只” 欠以践言为信作本意。几于无我。亦不为过。

传习恐当如前说“忠信”，后说近之，而亦未尽。盖忠信
一理，但以所从言之则异耳。所云“自反无慊”，即此“而
施”之语皆失之，更当别下语也。“践言”，后说得之。“无我”，
前说得之。大率前说看得文意平直而伤于草略，后
说子细而失之支蔓，有回互迁就之意。不知前说谁
所论，不罪轻率也。

闵子侍侧

旧说訚訚，和悦而诤也。侃侃，刚直之貌。此训得之，更
宜详味。“子乐”，但为乐得英才而教育之之意。如云不
害为自得，皆其力分之所至，似皆衍说也。杨氏所引
亦非本意。

“《师过商》不及” 详味此章，历考二子言行之闲，有以知其因气禀之偏，而失性情之正。

此说甚佳。二子晚年进德虽不可知，然子张之语终
有慷慨激扬之气，子夏终是谨守规矩也，所云“气禀
虽为未化”，亦不可谓全未化也。此语亦是，但似此立
语，微觉有病耳。杨、墨之说恐未然。杨氏之学出于老
聃之书，《墨子》则《晏子》时已有其说也，非二子之流也。

屡空

只是空乏之空，古人有“箪瓢屡空”之语是也。但言颜
子数数空匮，而不改其乐耳。下文以子贡货殖为言，
正对此相反而言，以深明颜子之贤也。若曰心空，则
圣人平日之言无若此者，且数数而空，亦不胜其闲，
断矣。此本何晏祖述老庄之言，诸先生盖失不之正
耳。

《程子》曰：“孔子弟子颜渊而下有子贡，夫子门人要其归而论之，则曾子、仲弓、闵子、冉子恐不在子贡之下，莫以其天资颖悟而言否？” 程子所指意果如何？

此等不须遥度，造理深后当自见得。

又

友恭窃谓“性命主理而言，德气主身而言。性命之理，得之于身者，德也，而其梏亡陷溺之者，气也。” 盖德无不善，而气则有偏，善所以成性立命，而气偏则隔之耳。两端之在身，相为消长，随其多寡，迭为胜负。德不胜气，是无以胜其偏。偏日以胜，而善日以微，则是性命之理反乱于气矣。故德不胜气，性命于气；德胜其气。是有以胜其偏。善日以充，而偏日以化，则是性命之理不外于德矣。故曰“德胜其气。” 性命于德，未知是否。

气亦有纯有驳，不得专以“梏亡”“陷溺”为言。但“德不胜
气”，则其善者亦出于血气之禀耳。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圣人可以践形。” 先生谓“践” ，

言践约之践，反复䌷绎，极觉有味。窃谓有是性则有是形色，单举形色，则天性固在其中矣，故曰“形色天性。” 故孟子言圣人不曰尽性，而曰践形也。践形云者，犹言“爽厥子不愆于素” 云尔。曾子全而归之曰“启予足，启予手” ，亦此意盖几于践矣。学者主忠信，所以求夫践也，一息不存，则非践矣。游氏之说比杨氏为密，曰：“形者性之质” ，曰：“能尽其性，则践形而无愧。” 又曰：“未能尽性，则于质有所不充。” 如此发明固好，但终不若程先生“充人之形” 为的也。盖尽性乃能践形，在性则言尽，在形则言践，其实一也。如引“反身而诚” 之说，及“岂不慊于形哉” 之论，则亦本程先生之意矣。杨氏指形色为物，指天性为 则，固佳。如谓践“形体性” ，恐未善。尹氏引程先生之说，盖亦“充人之形” 之意也。不知此语见于何书？先生之说皆善，但其闲微有疏密。妄意如此，乞赐批诲。

学者求至于可以践形之功，非但主忠信一事而已。
非践，语亦未莹，盖曰形有所不践云尔。尽性然后可
以践形，今曰“尽性乃能践形”，亦未莹。

先生曰：“忠信一理，但所从言之异耳。” 友恭窃谓“忠信一理，而于己言忠，于物言信者，尽己则主心而言，物则主理而言。故尽己之心为忠，循物之理为信，虽内外之不同，要之皆诚于我耳。”

心理不可以彼己分，以理为事可也。“循物无违”，非谓
循物之理，但言此物，则循于此物之实而无所违，则
是所谓信耳。

冉有、子贡，侃侃如也。先生曰：侃侃，刚直之貌。二子刚直之象，无显言者。以《论语》考之，妄意冉有自谓非不悦子之道，力不足也，有以见其不肯掩覆，不敢欺隐。为子华请粟，夫子与之釜，请益，与之庾。不满其意，便往，自与粟五秉。至于子贡，因叔孙武叔毁夫子，便曰：“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 夫子答《问友》曰：“不可即止，毋自辱焉。” 意者子贡平日多直己见，因其质而语之。凡此恐带刚直之象，恐别有所据。

《侃侃》，只是比之“訚訚”者，微有发露显著气象，便是涵
养未甚深厚处。

先生所云“子张、子贡气质虽为未化，亦不可谓全未化” ，此语亦是。似此立论，渐觉有病耳。友恭窃谓学者气质，苟未至于圣人，皆不可以言化。以二子进功之久，殆曰变而未已者，然当用力，则未可谓之化也。

变化气质之化与“大而化之”之“化”不同。

或问：“程子以薄昭之言证桓公之为兄，信乎？” 曰：“荀卿尝谓桓公杀兄以争国，而其言固在薄昭之前矣。盖亦未有以知其必然。但孔子之于管仲，不复论其所处之义，而独称其所就之功耳。盖管仲之为人，以义责之，则有不可胜责者，亦不可以复立于名教之中；以功取之，则其功所以及人者，未可以遽贬而绝之” 也。是以置其所不胜责者，而独以其不可贬者称之。称之固若与之；而其所置而不论者，又若将有时而论之也。夫若将有时而论之，则其所以为存万世之防者，亦不可不谓之切至耳矣。盖圣人之心，至明至公；人之功罪得失，固无所逃于其闲，而其抑扬取舍之际，亦未尝有所偏胜而相掩也。非“可与权者，其孰能知之？” 曰：“然则程子非与？”

彼与圣人之所存而不论者，曲加意焉，其所以“微显
阐幽，建立民彝”之意至深远矣。学者当熟考而深求
之，未可以率然议也。

友恭窃详二子之《问》，子路曰：“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未仁乎？” 以召忽对管仲言之，是以召忽之死为是，以疑仲不死难为非，故以为未仁也。子贡曰：“不能死，又相之” ，既言不能死，复继以又相之，是疑仲不特不能死，而又事杀其主之人，故亦以为非仁也。意者子路以仲为当死而不当生，而子贡则并以为设使可生，桓公亦不当事，而俱有未仁之问也。殊不知仲同纠谋，则虽有可死之道，而桓乃当立，则无不可事之理。盖仲虽纠之傅，然非纠之臣，乃齐之臣也。桓公当立，则桓乃吾君所当事也。但仲之罪，乃在于不能谏纠之争，而反辅纠之争耳。是其不死，殆知前日之争为不义，而非求生之比也。桓公舍其罪而用之，则名不正而事正，亦非反复不忠之比也。故夫子答子路为未仁之问，则称九合之功，曰“如其仁” ，以为不死之未仁，不如九合之仁也。夫以九合之仁过于不死之未仁，则夫子之意未真以不死为非可知矣。答子贡不死，又相桓为非仁之问，则复称其功，又辨其不死，而曰“岂若匹夫匹妇之为” 谅，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曰“岂若” 云者，是又以仲之不死过于死也。是夫子之意，皆以不死相桓为可，而不以其所处为非也。《故旧》日。

读此一章，以程先生之说为正，以桓公为兄，子纠为弟，召忽之死为守节，管仲不死为改过。二子不仁之问，正疑其所处之非，而夫子答之，乃论其所处之义，而非专取其所就之功也。今伏读先生之说，恍然自失，玩味累日，迄未有得区区之意。窃谓若从荀卿之说，则桓公为杀兄，管仲为事仇？是仲不可复立于名教之中，圣人当明辨之以存万世之防可也。舍二子之所问而旁及其所就之功，毋乃以功而揜义乎？使二子问仲之功，夫子置其所处之义，而以不可贬者称之可也。今所问者不答，而所答者非问，则是略其义而取其功也。且不明以辨二子之问，而阴以存万世之防，当其时而不论，而将有时而论之几于不切，而谓之“切至” ，何也？薄昭之言，虽未知其必然，然以圣人取之之意，则妄意谓桓公非杀兄，管仲非事仇，可也。

此论甚善。向吕子约亦来辨之，然不若来谕之详也。
但管仲之意未必不出于求生，但其时义尚有可生
之道，未至于害仁也。

又

“成于乐”，如学乐诵《诗》，舞《勺》舞《象》，岂不是学者事！舜命
夔典乐教胄子，岂不是学者事？但渐次见效，直至圣
人地位，始可言成耳。

“敖惰”，读者多以为疑，尝欲于《或问》中补数语以发之
而未暇。大抵此本有一等人，上不至于可亲爱畏敬，
下不至于可贱恶哀矜，使人视之泛然不入念虑者
耳。然如此而犹以恐其有偏为戒，则岂真敖忽而忘
之哉！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欲立” 谓欲自立于世。“立人” 谓扶持培植，使之有以自立也。“欲达” 谓欲自遂其志。“达人” 谓无遏塞沮抑，使之得以自达也。

此说是。

“隐居求志，行义达道” ，《集注》谓“伊尹、太公之流可当之” ，是也。颜子所造所得二贤恐无以过之，而云“亦庶乎” ，此下语轻重抑扬处。疑若于颜子少贬者，若云古之人有行之者，伊尹、太公之流是也。若颜子可以当之矣。然隐而未见，又不幸蚤死，故夫子言然，不知可否。

当时正以事言，非论其德之浅深然也，语意之闲，诚
有如所论者，更俟详之。

“骄吝” 二字，平时作两种看。然夫子“使骄且吝” 之言，则若不分轻重者，程子“气盈气歉” 之说亦然。今《集注》引程子之言，而复有本根枝叶之论。此说虽甚精，但与程子说不同，而以“鄙啬” 训释“吝” 字，若语意未足者，盖先生将“吝” 字看得重，直是说到蔽固自私，不肯放下处。故凡形于外者，无非私己之发，此骄之所由有。如此，则工夫全在《吝》上。

此义亦因见人有如此之弊。故微发之。要是两种病
痛。彼此相助。但细看得“吝”字是阴病里证。尢可畏耳。

《礼记》言“鄙诈慢易之心入之” ，则是内外有两心。曰入之，则此心是在外矣。鄙诈慢易，似非所以言心。

“入”之一字正是见得外诱使然，非本心实有此恶也。
虽非本有，然既为所夺，而得以为主于内，则非心而
何？恐不必致疑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