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理学汇编/经籍典/第194卷 > 周洪谟春王正月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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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正不改时月===或问南皋子曰：“唐虞夏后皆以建寅为岁首，今之历
是也。周人以建子为岁首，是以子月为正月乎？”曰：“岁
首云者，言改元始于此月，是以此月为正朔，非以此
月为正月也。”曰：“正朔、正月有以异乎？”曰：“正之为言端
也，端之为言始也。正朔者，十二朔之首，《史官纪年》之
所始也；正月者，十二月之首，《历官纪年》之所始也。”或
曰：正者长也。正朔之为第一朔，正月之为第一月，犹
长子之为第一子也，故皆可谓之岁首，前乎商之建
丑也，《书》曰：“惟元祀十有二月。”是商之正朔，以十二月
为岁首，而非以十二月为正月也。后乎秦之建亥也，
史谓秦既并天下，始改年，朝贺皆自十月朔，故曰“元
年冬十月”，是秦之正朔，以十月为岁“首，而非以十月
为正月也。由是推之，则周人之建子者，以十一月为
岁首，而不以十一月为正月也。”后世儒者不得其义，
故有纷纷不决之论。汉孔安国、郑康成，则谓周人改
时与月；宋伊川、胡安国则谓周人改月而不改时；独
九峰蔡氏谓不改时亦不改月。至于元儒吴仲迂、陈
定宇、张敷言、史伯璿、吴渊颍、汪克宽辈则又远宗汉
儒之谬，而力诋蔡氏之说，谓“以言《书》则为可从，以言
《春秋》则不可从。”於乎！四时之序，千万古不可易。而乃
纷更错乱，以冬为春，以春为夏，以夏为秋，以秋为冬，
位随序迁，名与实悖，虽庸夫𫘤子且知其不可，而谓
圣人平秩四时、奉天道以为政者，乃如是乎？予惧学
者惑其言，未有不诬圣经以乱先王之法者，故以《易》
《诗》《书》《周礼》《春秋》《论语》《孟子》及《汲冢周书》《史记》《汉书》可
以证诸儒论辨之失者，参考而详列于左云。

《周易临卦》辞，“至于八月有凶。”程子谓：八月者，阳生之
八月，阳始生于复，自复至遁凡八月，自建子至建未
也。朱子《本义》亦从其说。又云：“恐文王作卦辞时，只用
周正纪之。”按《汉书》，武王克商之后，始改周正。况文王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则文王固未尝改正朔
也。善乎！隆山李氏曰：“一阳复十一月至巳为干，则阳”
极阴生。一阴《姤》，五月二阴《遁》，六月三阴《否》，七月四阴
《观》，八月方建丑月卦为《临》，二阳浸长逼四阴，当此之
时，阳势方盛。至于八月建酉卦为《观》，四阴浸长逼二
阳，则临二阳。至观危矣，故曰：“至于八月有凶。”所谓“至
于八月有凶”者，言之于《临》，则当自《临》数，而不当自复
数以《临》，则当数至《观》，而不当数至《遁》。《临》《观》，乃阴阳反
对，消长之常理。文王于《临》，以“八月有凶”为戒，其义甚
著，岂可外引《遁》卦为周八月哉？然则文王奉商正者
也，而此所谓八月，乃夏正八月，则商、周之不改时与
月者，观于此亦可见矣。

书三正之说，始于《夏书》“怠弃三正之文。”观此，则子丑
之建，唐虞以前当已有之。愚则以为唐虞以前固不
可考。伊尹谓商革夏正，《汲冢周书》亦谓汤改正朔，以
建丑之月为正，则改正自商始也。董仲舒谓舜承尧
改正朔，此则谬妄。观尧老而舜摄也。《书》曰：“正月上日，
受终于文祖。”舜老而禹摄也。又曰：“正月朔旦，受命于
神宗。”则舜始终用尧之正朔也明矣。至于禹承舜，亦
以建寅为正，未闻其迭建子丑三正并用也。则子丑
之正，固非当时之制，有扈氏何为而怠弃之乎？盖三
正必有所指意，如三极、三纲之类，非后世之所谓三
正也。《泰誓》曰：“惟十有三年春，大会于孟津。”《武成》曰：“惟
一月壬辰，旁死魄。戊午，师逾孟津。”蔡氏以为孟春建
寅之月，是矣。汉孔氏以一月为建子之月，而《泰誓》又
系之以春，故遂以子月为春，是谓周人改时与月，可
谓谬矣。班固作《前汉志》，亦因其说，以武王伐纣为建
子之月，而又引伶州鸠言武王伐纣之日，岁在鹑火，
月在天驷，日在析木，辰在斗柄，星在天鼋。近世汪氏
谓以唐历愬而上之，日月星宿，无一不合，是皆惑于
子为岁首之义耳。要之，武王伐纣，不在子月，又何必
揆以子月之星象，而实其所无之事哉？曰：“何以知武
王伐纣之不在子月耶？”曰：“周未改时与月也。”曰：“何以
明之？”曰：“于《周诗》《周礼》而见之也。周人作诗，其论阴阳，
皆合乎四时之序。周公作礼，其陈法制禁令，皆顺乎
四时”之宜，此皆昭如日月而不可掩者。后儒不信圣
人之经，而信传记之说，亦独何哉？又如《金縢》曰：“秋大
熟未获”，必酉戌之月，然后可谓大熟。如仲夏季夏为
秋，何以谓之大熟乎？穆王命君牙曰：“若蹈虎尾，涉于
春冰。”必孟春东风解冻，然后冰不可涉。如仲冬季冬
为春，则何冰之不可涉乎？是周之不改时与月者，观
于《书》为可见矣。

《诗·豳风》，说者谓豳乃夏列国，故周公述豳俗之事必
以夏正为言。不知历数之纪，三代一辙，何必谓周公
以夏时述夏事也？借使《豳风》为然，何故他诗言时月
者亦皆从夏正乎？且尧时仲夏日在鹑火，大火昏中。
至周公时岁差既多，则六月日在鹑火，大火昏中；七
月日在鹑首，而昏中大火已西流至未矣。故周公据
目前所见而曰“七月流火”，使以夏时追述夏事，何为
不验？以夏时星象而据当时星象以言哉？至下章云
“十月改岁”，言时至冬岁，时事将改，犹《尧典》称冬为朔易之义。或曰：以正朔之始于子终于亥者为改岁，非
谓改十一月为正月也。曰流火，曰改岁，是周公即当
时之星象正朔，以告成王，使之易晓。岂以夏时而述
夏事哉？东莱吕氏不察其说，而谓三正通于民俗，尚
矣，周特举而迭用之耳。朱子亦谓周历夏、商，其未有
天下之时，固用夏、商正朔，然其国僻远，无纯臣之义，
又自有私记其时月者，故三正皆尝迭用。是谓周之
先，公私有纪候之法，故云十月改岁。然既以十月为
改岁，则又何以云二“之日”为“卒岁”乎？是其一篇之中
自相矛盾而不可通矣。元张敷言因其说，又谓周之
月数皆改，必其朝觐聘问、颁历授时，凡笔之史册者
则用时王正朔，其民俗岁时相与话言则皆以寅月
起数。史伯璿又因其说，谓“《诗》咏歌之词所言‘以寅月
起数’”者，即所谓“民俗岁时相与话言”者也。是不知《周
礼》朝觐之类皆从夏正，而诗人咏歌者亦未必皆民
俗之言。如出车之劳还帅，臣工之戒农官，是果民俗
之言乎？且三代三正之建，各新一代之制，在上者不
可纷更迭用而惑生民之耳目；在下者不可徇时立
法而违时王之制度。子思子生于周末，犹谓今天下
车同轨、书同文，以见制度之归于一也。岂有三代盛
时，而使民家异政、人异法者哉？或又谓：“一之日、二之
日者，是以子月起数。”殊不知一之日者，一阳之日；二
之日者，二阳之日；三之日者，三阳之日；四之日者，四
阳之日。是以六阳先后之序，数日而非数月也。变月
言日者，以文之顺尔，是岂以子月起数，而私立纪候
之法哉？然而《诗》之与夏正合者，不止于《豳风》而已。而
《出车》之诗云：“春日迟迟，卉木萋萋”，则夏正之春也，如
仲冬季冬为春，何以见草木之荣乎？《四月》之诗云：“秋
日凄凄，百卉具腓”，则夏正之秋也，如仲夏季夏为秋，
何以见草木之瘁乎？曰“四月维夏”，如子月起数，则当
云“二月惟夏”也；曰“六月徂暑”，如子月起数，则当云“四
月徂暑”也。《小明》之诗云：“二月初吉，载离寒暑。”乃大夫
西征之日也。其后作诗则曰：“昔我往矣，日月方燠。”如
以十二月为二月，何以为日月之燠乎？此周之不改
时与月者，观于诗为可见矣。

《周礼》，新安汪氏谓《周礼》凡言“正月”指子月，岁终指丑
月，正岁指寅月。州长“正月属民读法”，“正岁”读法如初，
言初则正月居先可知矣，若以寅月为正月，不当又
有正岁也。陋哉言乎！如周既以子月为正月，则明年
之亥月方为岁终也，何遽以次月之建丑者为岁终
哉？既以寅月为正岁，则子月方读法，而寅月又何遽
读法如初哉？盖“正月”指寅月言，“岁终”指亥月言，“正岁”
指新岁言，《周礼》每以正月、岁终、“正岁”为序。盖正月既
举其事，岁终则会其成，而来岁复举之如初。故州长
于正月属民读法，岁终会其政令，“正岁”读法如初，言
来岁之正月，又读法如今岁之正月，不曰正月，而曰
今正岁，以上文正月为嫌，故别而言之，犹俗云“新正
岁”也。又冢宰以正月悬治象之法于象魏，而《小宰》“岁
终则令群吏致事，正岁则帅治官之属观治象。”是冢
宰之悬治象者，言于今岁之正月；而小宰之帅属观
者，言于来岁之正月。彼此互文，以见每年冢宰悬治
象，小宰帅属而观者，皆在正月也。况冢宰悬治象者，
挟日敛之，则不过旬日而即敛之矣。如汪氏之说，则
子月冢宰悬治象，又何待至寅月而后小宰帅属往
观哉？不特是耳，如周改时与月，则凡《周礼》所载，如《山
虞》之仲冬斩阳木者乃在九月，仲夏斩阴木者乃在
三月，而失阴阳之义矣。冯相氏之冬夏致日者，非冬
至、夏至，春秋致月者，非春分、秋分，而失日月之次矣。
《大司马》之春蒐夏苗、秋狝冬狩者，取非其时，不亦暴
殄天物乎？《雍氏》之春令为阱擭沟渎，秋令塞阱杜擭
者，动非其宜，不亦反失民利乎？至于《凌人》“十有二月
斩冰”，与《诗》二之“日伐冰”者如合符节，是皆周公所作，
灿然昭白，不待辨而明者也。若以十二月为十月，则
又何冰之可斩乎？是周之不改时与月者，观于《礼》为
可见矣。

《春秋》“春王正月”之书，程子谓：“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时
以立义。”胡氏谓：“建子非春也，以夏时冠周月。”朱子亦
谓：“周人改月，而天时不可改。”春秋月数，乃鲁史之旧
文，而四时之序，则孔子之微意。是三子者，皆谓周人
改月而不改时。意如十一月为正月，而时则仍为仲
冬；十二月为二月，而时则仍为季冬；正月为三月，而
时则仍为孟春。然以今年之十一月为正月，而系之
仲冬，继以明年之十月为十二月，而系之孟冬。以月
论时，则时之孟仲失其伦；以时论月则月之始终紊
其序，岂圣人平秩四时之义哉？若然，则《周诗》所称寒
暑之节皆失其度，《周礼》所载法制之事皆违其时矣。
鲁用周正朔者也。周之《诗》《礼》，鲁之《春秋》，皆周正朔之
所在，又皆孔子之删定笔削者，其制可得而异哉？可
堂吴氏谓周人不特改月而又改时，以齐其年。《春秋》
所书之春，即夏之仲冬，正月即夏之十一月，此则袭
汉儒之谬而不足辨者也。新安汪氏亦谓鲁史名以《春秋》，则似《元书》曰“春王正月”，是周历已改子丑月为
春。又谓周以子月为岁首，而《春秋》以寅月为正月，每
年截子丑月，事移在前一年。若然，则《春秋》之所谓正
月者，乃鲁史之三月，而二百四十二年之事皆非当
时之月日矣，圣人岂为之哉？盖周之正朔以子月为
首，而历数仍以寅月为首。商不改夏之历数，周不改
商之历数，鲁不改周之历数，《春秋》不改鲁之历数，但
《鲁史》“纪年必始于冬十一月，所以遵周正朔也。《春秋
纪年》则始于春王正月，所以垂法后世也。是《春秋》之
于鲁史，未尝改其时月，但其编年所始之月为不同
耳。”曰：“鲁既奉周正朔，则鲁公即位，皆当以正朔行之，
而在十一月，何乃书于正月乎？”曰：“按《周礼》，朝觐、会同、
巡狩、祭享，凡国之大事，皆从夏正，初不始”于正朔之
月。《书》载“四月”，成王崩而旬日之后，康王即位，亦不用
夫正朔之月，则鲁公即位，岂必以正朔行之乎？故《春
秋》公即位，书于正月者七，书于六月者一，各据其事
以书也。曰：若从夏正，则灾异之纪多所不合。如隐九
年“三月癸酉，大雨震电，庚辰，大雨雪”，若以三月为建
辰之月，则大雨震电，何足以为异乎？曰：不然。《左传》“大
雨霖以震”，又云：“雨三日以往为霖。”盖建辰之月，雷电
固所宜有，而雷雨交作已皆三日，故经以震雷系于
大雨之下，以见其非常过度，固可为异，而雨雪之大
尤可为异，故《春秋》书之以记异也，安在其不为异乎？
亦若后世晋泰始六年六月大雨，河、洛并溢，流四千
馀家。安知《春秋》之书大雨者，亦必不类乎此也？曰：三
月之大雨雪者，固为异矣；而桓八年“冬，十月，雨雪”；僖
十年“冬，大雨雪”者，何足以为异乎？僖二十九年“秋，大
雨雹”者，固为异矣；而昭三年“冬，大雨雹”，四年“正月，大
雨雹”者，何足以为异乎？曰桓八年“冬，十月，雨雪”，此或
有缺文，恐“雨雪”上当有“大”字，如僖十年“冬，大雨雪”也。
盖雨雪虽当其期，而太多过度则亦为异。故《书》曰：“大
犹《洪范》”所谓“极备凶也。”安得不为异乎？亦若后世汉
元狩元年冬十二月大雨雪，民多冻死。安知《春秋》之
书大雨雪者，亦必不类乎此也。至于雹者，阴阳和则
为霜雪，雨露不和则为雹。雹且大焉，则虽冬亦为异，
况秋与春安得不为异乎？亦若后世汉元封三年十
二月，雹大如马头，安知《春秋》之书“大雨雹”者，亦必不
类乎？此也？曰：桓十四年“春正月，无冰”，成元年“二月，无
冰”，又十二月“正月，雨木冰”；襄二十八年“春，无冰”，若以
夏正言之，则何以皆书于春而不书于冬乎？故汪氏
谓“苟以发冰而知无冰，则当常以二月，而不在正月
矣。”若曰“或藏冰”无冰而书“无”，或发冰无冰而书“无”，抑
何纪事之错乱哉？曰：不然，周人以十二月凿冰，正月
纳冰，二月发冰。今正月无冰，若以为十一月，则十一
月无之，而十二月有焉，亦又何害？是十一月之无冰
者，固不足书也。要之，正月无冰者，言藏冰之月，无冰
可藏，则冬之无冰者可知矣。二月无冰者，仲春献羔
开冰，先荐寝庙，今当荐寝庙而无冰焉，则凡以后之
祭无冰者可知矣。不言凌阴庙寝之无冰，而但曰无
冰者，圣人讳之。此正《春秋》因事而书，以垂鉴戒之法
也，何乃谓纪事之错乱哉？襄二十八年春无冰者，亦
犹正月、二月之无冰也，至于正月雨木冰，孔氏谓“仲
冬时犹有雨，雨著树为冰，记寒甚之”过其节度。殊不
知鲁地仲冬极寒，有雪无雨，使雨而成冰，亦不为过，
何足为异？必孟春之月，三阳开泰，而犹雨木冰，故书
之亦记异，亦犹后世魏黄初六年“正月雨木冰，而郡
贼起。”安知《春秋》之书“雨木冰”者，亦必不类乎此也。若
以正月为十一月，则正月无冰，既谓仲冬当冰而无
冰矣，正月雨术冰者，又谓仲冬不当冰而冰，无乃若
汪氏之所谓记事错乱乎？曰：庄七年秋大水，无麦苗，
说者谓五月麦熟苗秀，大水漂尽，若以为七月则何
有麦苗耶？曰：四月麦秋至则已刈麦，至五月则刈已
尽。经言秋无麦苗，言七月大水，苗既为水所漂，固无
可望，而麦之利未久，又皆已尽，故曰“无麦苗。”亦犹二
十八年“冬书曰‘大无麦禾也’。”曰：定元年“十月，陨霜杀
菽”，何以书乎？曰：诸灾异皆可通，惟此为不可通，恐有
缺文误字，如君氏、郭公之类，秦火之馀，汉隶之后，安
保其传录之无讹也？曰：陈定宇谓“春蒐、夏苗、秋狝、冬
狩，四时田猎定名也。桓四年春，狩于郎”；哀十四年春，
“西狩获麟”，此所谓春，非冬而何？定十三年“夏，大蒐于
此蒲”；昭十一年“五月，大蒐于比蒲”，此所谓夏，非春而
何？曰：“否。”陈氏但引其所可通者，而不敢引其所不可
通者。《春秋》书狩者四，书蒐者五；桓四年“春，狩于郎”；哀
十四年“春，西狩”，既以为冬矣，则僖二十八年“冬，天王
狩于河阳”；庄四年“冬，狩于禚”者，又当为秋也，是冬狩
之果有定名乎？昭十一年“五月，蒐于比蒲”，定十三年
“夏，蒐于比蒲”，既以为春矣，则昭八年“秋，蒐于红”，二十
二年“春，蒐于昌间”，定十四年“秋，蒐于比蒲”者，又当为
夏与冬也，是春蒐之果有定名乎？其不足为证也明
矣。曰：汪氏谓《左传》僖五年“正月日南至”，《礼记》“‘正月日
至’，陈定宇引晋卜偃及汉陈宠之说，张敷言引绛县老人之语”，其言皆彰彰然也，岂不征乎？曰：《易》《书》《诗》《周
礼》皆可见矣，诸儒乃舍之而反信左氏汉儒之说，左
氏汉儒不得圣人作经之义，未有不妄意增改而附
会穿凿者矣，果何足征之有哉？是周之不改时与月
者，观《春秋》为可见矣。

《论语》《孟子》《论语曾晳》曰：“暮春者，春服既成，浴乎沂，风
乎舞雩，咏而归。”此其为建辰之月，和煦之时者审矣。
如以为建寅之月，则何以浴沂而风舞雩之下乎？孟
子言七八月之间旱，朱子以为夏五六月，十一月徒
杠成，十二月舆梁成，又以为九月、十月。意谓申酉之
月，禾稻将熟，不须雨泽。而子丑之月，寒气已过，始成
“杠梁，则太迟也。”愚窃以为七八月之间云者，是谓孟
秋仲秋交代之际也。禾稻之熟，南方早而北土迟。然
而南方孟秋仲秋之际，旱暵为灾，则雨泽亦不可缺，
况北土乎？是七八月之间者，不必指为五六月之间
也。至于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舆梁成者，盖主溱洧
言。溱、洧皆在大河之南，其寒不如北“土之甚，九月未
可成徒杠，十月未可成舆梁。况当九月筑场，十月获
稻之候，不可妨农，必田功毕，然后为之。至十一月而
徒杠已成，十二月而舆梁已成，非谓至是月而始为
之也。”曰：“然则合是数说，则《周历》之纪皆夏时矣，而夫
子又何必告颜子以行夏之时哉？”曰：“商周历数虽与
夏同，而正朔则与夏”异。夫子告颜子者，不以历数言，
以正朔言也。意谓为邦者必改正朔以易制度。商周
之正朔，历数分而为二，揆之于理，固有未顺。惟夏之
正朔，历数合而为一，以三统言之则为人；以四时言
之，则为春；以十二月言之则为正月，揆之于理，则无
不顺，故举之以为万世为邦者法也。

《汲冢周书》《汲冢书》云：“夏数得天，百王所同。其在商汤，
顺天革命，改正朔，亦越我周王，致伐于商，改正异械，
以垂三统。至于敬授民时，巡守祭享，犹自夏焉。”又曰：
“维四年孟夏，王初祈祷于宗庙，乃尝麦于太祖。”按：晋
狼瞫所引《周志》之言见于此书，则此书乃春秋以前
之人所作，其言虽不合于《经》，而其谓周人改正朔不
改月数。及“孟夏尝麦”，则与《五经》所载周之时月亦无
不合也。

《史记》《汉书》。或曰，《史记》秦汉以亥为正，其纪年必先书
冬十月，而后书馀月。则寅月起数，秦汉未之改也。而
《西汉书》注文颖乃谓秦以十月为正月，颜师古亦谓
汉纪年先书冬十月，继书春正月者，此皆《太初正历》
之后，记事者追改之，非当时本称也。以十月为岁首，
即谓十月为正月，今之正月，乃当时之四月耳。而近
世吴渊颍亦取其说，且谓蔡氏以嬴秦视三代，然则
秦汉之正，果改月乎？果不改月乎？曰：《史记》言秦并天
下，始改年，朝贺皆自十月朔，曷尝以十月为正月哉？
如以十月为正月，则十一月为二月，十二月为三月
矣。而始皇二十九年登之罘刻石，其词曰“‘时在仲春，
阳和方起’，与《诗》所谓‘二月初吉，日月方燠’”同意。夫十
一月寒沍之极，微阳初生，和气未动，《吕氏月令》所谓
“阴阳争”者也。果可以为阳和之起乎？必孟春东风解
冻，仲春日月方燠，然后可云。是秦之二月，不为十一
月明矣。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腊曰嘉平，是秦之三
月，不为十二月明矣。汉承秦正，未之有改，至武帝太
初，始改从夏正。若以为汉人作《汉纪》而追改之，则何
故亦兼《秦纪》而改之乎？是秦、汉之不改月者审矣。文
颖、师古之言，皆谬妄者也。吴渊颍反取其说，而诋蔡
氏以嬴秦视三代，误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