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理学汇编/经籍典/第193卷 > 明赵汸春秋师说 > 论鲁史策书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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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史《春秋》有例，夫子《春秋》无例，非无例也，以义为例，
隐而不彰也。惟其隐而不彰，所以三传各自为说。若
《左氏》所说，止是史官所守之法。

《春秋》凡例本周公之遗法，故韩宣子适鲁，见《易象》与
《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
之所以王。”此时未经夫子笔削，而韩宣子乃如此称
赞者，见得鲁之史与诸国迥然不同故也。

“赴告策书，诸所记注，多违旧章”，此杜氏说。大抵春秋
时史法颇难，为史官者亦只当直书。中间违礼得礼
皆有之，亦是时使之。然记事者只得如是，不可律以
夫子书法。见夫子简严，便谓史法非是也。夫子之《春
秋》，不可以史法观。后世作史者只当用史法，不可模
拟圣人也。胸中权度不如圣人，则予夺不得其正矣。
故作史惟当直书为得体。夫子《春秋》，只是借二百四
十二年行事，以示大经大法于天下，故不可以史法
观之。惠公以前《春秋》，其不合于典礼者尚少，故夫子
截自惠公以后者，所以拨乱也。

《春秋》书法，自书契以来所无旧史固是周公之遗法，
然常法也。王政不纲而后怪证百出，弑父与君，无所
不有，而纪纲法度俱已荡然，分限既逾，无一合于古
者，而史法始难乎纪载矣。若非圣人删修之，则二百
四十二年之行事，是非得失，淆乱秽杂，而无所折衷
矣，天下后世安所取正哉？

凡史官书法，与刑官论刑，大体固不异。如赵盾之事，
以《法》言之，则穿为元恶，盾若不知情，当只坐中途闻
难，而复不讨贼为罪，然此罪亦已应诛。盖元恶若与
盾非族党，盾亦不能逃匿庇凶逆之罪，其迹亦当与
知情同。今穿既是盾之族党，盾若诛穿尚难以自明，
况庇而不诛，则盾与穿同恶同罪矣。以位言之，则盾
为执政之卿；以族属言之，则盾为从父，是固不可得
而末减者。若以董狐书法言之，则为国正卿，亡不出
境，反不讨贼，不论知情与否，皆同弑君书“穿”，则盾之
罪不明，书“盾”则与穿同。论史法与论刑，其实亦不大
相远也《春秋》以前，礼法未废，史所书者，不过君即位，君薨，葬
逆夫人，夫人薨，葬大夫卒，有年无年，天时之变，郊庙
之礼，诸侯卒葬，交聘会朝，大抵不过如此尔，无有伐
国、灭国、围城，入某国某邑等事也。其后礼法既坏，史
法始淆乱。如隐公元年，除书“及邾、宋盟”、“公子益师卒”
外，其馀皆失礼之事。如不书“即位”，是先君失礼，为鲁
乱之本；郑伯克段，是兄不兄，弟不弟。天王归仲子之
赗，则失礼显然。祭伯来则不称使，举一年如此，则二
百四十二年可知。如此，则夫子《春秋》安得不作？
《春秋》所以难看，乃是失却不修《春秋》。若有不修《春秋》，
互相比证，则史官记载仲尼所以笔削者，亦自显然
易见。三桓是桓公文姜之子，而《春秋》书法于文姜不
少恕。如“夫人姜氏会齐侯，夫人姜氏享齐侯，夫人姜
氏如齐，如莒。”其子孙见此，岂有不怒？然却又如此书，
此便是难说。泽尝谓此处是看《春秋》紧关。若透得此
关，则《春秋》甚易说；不透此关，则纵饶说得好，亦多是
彊说而已。

说《春秋》，必须兼考史家记载之法，不可专据经文也。
若专据经文而不考史，则如“灭项”之类，如何见得？
史者事也，经者理也。先儒于《春秋》亦多所益，而莫能
总其要归。其于史官记载之体，圣人笔削之法，盖未
有兼得之者。是以或得之于经，则失之于史；得之于
史，则失之于经也。

二百四十二年者，夫子之《春秋》，自伯禽至鲁灭，史官
所书者《鲁春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