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理学汇编/学行典/第049卷 > 真德秀大学衍义 > 《天理人心之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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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诰》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绥厥猷
惟后。”

臣按：成汤此言可谓知君师之职矣。盖天能与人以至善之性而不能使之全其性，能使人全其性者，君师之任也。汉儒以衷为善，臣谓“衷即中也，天之生民莫不各赋之以仁义礼智之德，浑然于中，无所偏倚，是所谓衷也。” 自天所降而言则谓之衷，自人所受而言则谓之性，非有二也。然天之降于人者初无智愚之闲，而人之受于天者，清浊纯驳，随其所禀有不同焉，必赖君师之作，顺其有常之性而开迪之。舜之徽五典，周之教六德六行，皆其事也。性本至善，因而教焉，是之谓顺。若其本恶而强教以善，则是逆之而非顺之也。观若之一言，则人性之善可知矣。猷者，道也，道即性也。以体而言则曰性，以用而言则曰道，其实一也。顺其性使安其道，非君不能。何谓安？父安于慈，子安于孝，知其自然而不可易，与当然而不容已，然后为安。成汤有天下之初，即以此自任，臣故曰：“可谓知君师之职矣。” 厥后“秉彝受中” 之言，相继而发，至于孔孟，性善之理益明，而开万世性学之源，则自成汤始。呜呼圣哉！

《诗·烝民》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

臣按：《易》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道者理也，器者物也，精粗之辨固不同矣，然理未尝离乎物之中，知此则知有物有则之说矣。盖盈乎天地之闲者莫非物，而人亦物也，事亦物也，有此物则具此理，是所谓则也。以人言之，如目之视、耳之听物也，视之明、听之聪，乃则也，君臣、父子、夫妇、长幼物也，而君之仁，臣之敬，子之孝，父之慈，夫妇之别，长幼之序，乃则也。则者，准则之谓，一定而不可易也。古人谓规、矩、准、绳、衡为五则者，以其方、圆、平直、轻重皆天然一定之法故也。夫物之所以有是则者，天实为之，人但循其则耳。如视本明，视而不明，是失其则也；听本聪，听而不聪，是失其则也；君当仁，君而不“仁，是失其则也；臣当敬，臣而不敬，是失其则也。” 然此一事之则尔，若为人而不能全乎为人之理，是失其所以为人之则，而非人矣。彝而言秉，何也？浑然一理，具于吾心，不可移夺，若秉执然。惟其有此，故于美德无不知好者，仁义忠孝，所谓美德也。人无贤愚，莫不好之；不仁不义，不忠不孝，所谓恶德也。人无贤愚，莫不恶之。观乎此，则知性之善矣。当更合后章孟子之言观之。

《刘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

臣按：刘子之所谓“中” ，即成汤之所谓“衷” ，盖天地自然之理而人得之以生者，是所谓天命之性也。

《易》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臣按：程颐曰：“阴阳气也，所以阴阳者道也。” 朱熹亦曰：“阴阳迭运者气也” ，而其理则所谓道。盖阴阳二气流行于天地之闲，来往循环，终古不息，是孰使之然哉？理也。理之与气未尝相离，继继而出莫非至善，成之在人则曰性焉。理无不善，性岂有不善哉？性善之理至孟子而益明，然其源实出乎此。

《中庸》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臣按：“人之五常本于天之五行，五行运于天而人”

得之以为性，木仁，火礼，金义，水智，土信，各有攸本，故自昔言性者曰五常而已。熹乃益之以健顺，何邪？盖阳之性健，木火属焉，在人则为仁礼；阴之性顺，金水属焉，在人则为义智。而土则二气之冲和，信亦兼乎健顺。故周敦颐曰：“五行一阴阳也。” 阴阳不在五行之外，健顺亦岂在五常之外乎？

又按：子思言天命之性，即汤之所谓“降衷” ，其言“率性之道” 、修道之教，即汤之所谓“克绥厥猷惟后。” 前圣后贤更相发明如出一口。而朱熹之论性曰仁义礼智，其论道与教亦必曰仁义礼智，其视佛老之学以空寂为性，以虚无为道，管、商之徒以刑名功利为教者，孰真孰妄，孰是孰非，可不辨而明矣。

滕文公为世子，将之楚，过宋而见孟子。孟子道性善，
言必称尧、舜。世子自楚反，复见孟子。孟子曰：“世子疑
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成瞷谓齐景公曰：“彼丈夫也，
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颜渊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
有为者亦若是。”公明仪曰：“文王，我师也，周公岂欺我
哉？今滕绝长补短，将五十里也，犹可以为善国。《书》曰：
‘若药不瞑眩，厥疾不瘳’。”

臣按：性善之说，程、朱尽之，其曰“性即理也” ，乃自昔圣贤之所未言，万世言性之标准也。熹谓七篇之中无非此意者，如言仁义、言四端，盖其大者也，至于因齐王之爱牛而劝之以行王政，亦因其性善而引之当道也，以此推之，他可识矣。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
有不忍人之政。”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
下可运于掌上，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
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
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
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
“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
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
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
也，犹其有四体也。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
也；谓其君不能者，贼其君者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知
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
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臣按：朱熹四端之说盖先儒所未发，至论不忍人之心则曰“天地以生物为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天地生物之心以为心，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 ，至哉言矣。盖天地造化无他作为，惟以生物为事，观夫春夏秋冬，往古来今，生意流行，何尝一息闲断，天地之心于此可见，万物之生既从天地生意中出，故物物皆具此理，何况人为最灵，宜乎皆有不忍人之心也。然人有是心，而私欲闲断，故不能达之于用。惟圣人全体本心，私欲不杂，故有此仁心，便有此仁政，自然流出，更无壅遏。天下虽大运，以此仁而有馀矣。孟子恐人未能自信也，故指发见之真切者以觉悟之。夫孺子未有所知而将入于井，乍见之者无闲，贤愚皆有恻怛伤痛之心，方其此心骤发之时，非欲以此纳交，非欲以此干誉，又非以避不仁之名也。仓卒之闲，无安排，无矫饰，而天机自动，此所谓真心也。赋形为人，孰无此心？苟无此心，则无人矣。然所谓无者，岂其固然哉？私欲蔽塞而失其本真耳。孟子始言恻隐之心，至此乃兼羞恶辞让、是非而言者。盖仁为众善之长，有恻隐则三者从之矣，恻隐不存则三者亦何有哉？夫四肢，人所必有，四端亦然。而昧者不察，自谓不能，是贼其身，又谓吾君不能，是贼其君。贼犹“贼仁贼义” 之贼，言为祸害之深也。然仁义礼智，其分量甚大而端绪甚微，苟不推广其端，则何以充满其量？必也因其发见之微，随加展拓，使人欲无所障碍，而天理得以流行，犹始然之火，引之而煌煌，始达之泉，疏之而浩浩，仁义礼智，庶几充满其本然之量，而不可胜用矣。苟惟不然，天理方萌，人欲旋窒，是乍然者遽息，而方达者随堙，欲愈蔽而端愈微，虽有不忍人之心，必无不忍人之政矣。夫四端在人一也，“充之则足以保四海，不充则不足以事父母。是以帝王之治，光宅天下，丕冒海隅。而后之人主，或以天下之大而不能以悦其亲之心，或以迩声色，信谗邪，而至于黜其配，杀其子。同此四端也，充与不充而已耳。” 此章之要，在于识本心之正，加推广之功，至于保四海，则自然之效验也。四端之论，虽首倡于《孟子》，而条贯统纪，则至朱熹而大明、圣明，优柔玩索而力行之，则天下幸甚。

《告子》曰：“性犹杞柳也，义犹杯棬也，以仁性为仁义，犹
以杞柳为杯棬。”《孟子》曰：“子能顺杞柳之性而以为杯
棬乎？将戕贼杞柳而后以为杯棬也？如将戕贼杞柳
而以为杯棬，则亦将戕贼人以为仁义与？率天下之
人而祸仁义者，必子之言夫！”

臣按：《告子》之说，盖谓人性本无仁义，必用力而强。

为？若杞柳，本非杯棬，必矫揉而后就也。吁！何其昧于理之甚邪？夫仁义即性也，告子乃曰：“以人性为仁义” ，如此则性自性仁，义自仁义也。其可乎？夫以杞柳为杯棬，必斩伐之，屈折之，乃克有成。若人之为仁义，乃其性之固有。孩提之童，皆知爱亲即所谓仁；及其长也，皆知敬兄即所谓义，何勉强矫拂之有？使《告子》之言，行世之人必曰：“仁义” ，乃戕贼人之物，将畏惮而不肯为，是率天下而害仁义，其祸将不可胜计，此《孟子》所以不容不辩也。

《告子》曰：“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
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
也。”《孟子》曰：“水信无分于东西，无分于上下乎？人性之
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今夫
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
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
也。

臣按：《告子》杞柳之喻既为孟子所辟，则又小变其说而取喻于湍水，盖前说专指人性为恶，至是又谓可以为善、可以为恶而借水以明之，不知水之性未尝不就下，虽搏之过颡、激之在山，可暂违其本性而终不能使不复其本性也，人之为不善者固有之矣，然其所以然者往往为物欲所诱、利害所移而非其本然之性也。故虽甚愚无知之人，詈之以恶逆，斥之以盗贼，鲜不变色者。至于见赤子之入井，则莫不怵惕而救之。朱熹以为性本善，故顺之而无不善，本无恶，故反之而后为恶，非本无定体而可以无所不为也。斯言尽之矣。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无善无不善也’。或曰：‘性可以为
善，可以为不善。是故文武兴，则民好善；幽厉兴，则民
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尧为君而有象；
以瞽瞍为父而有舜；以纣为兄之子且以为君而有
微子启、王子比干。今曰性善，然则彼皆非与’？孟子曰：
‘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
非才之罪也。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
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
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
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
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或相倍蓰而无算者，不能
尽其才者也。《诗》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
是懿德。孔子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则，
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

臣按：公都子学于告子者也，故以性善为非，而设二者之说以辟《孟子》，孟子不与之辨，独以性之发见者言之，盖所谓性者，仁义、礼智而已，然未发之前无朕兆之可见，惟感物而动为恻隐、为羞恶、为恭敬、为是非，然后性之本可识。盖四者情也，而其本则性也，由其性之善故发而为情亦善，因情之善而性之善可知矣。夫善者性也，而能为善者，才也。性以体言，才以用言。才本可以为善，而不可以为恶，今乃至于为不善者，是岂才之罪哉？陷溺使然也。夫四者之心所以人人皆有者，由其具仁义礼智之性故也。“铄” 者，以火销金之名。火之销金，由外以至内也。性则我所固有，非自外来，独患夫人之弗思弗求尔。夫物有求而弗得者，在外故也。性则求其在我者，何不得之有？本然之才，初无限量，极天下之善，无不可为者。今乃善恶相去之远，由不能尽其才也。曰“思” ，曰“求” 而又曰“尽” ，此孟子教人用功之至要。《烝民》之诗，其说已见前章，合而观之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