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明伦汇编/皇极典/第205卷 > 魏了翁正朔考 > 《七月陈王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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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之诗，大概述天时以勤民事也。先儒谓七月一
诗皆以夏正为断。愚则曰：“非特七月一诗也，凡诗篇
如正月、四月、六月、十月之交，皆夏正也。”然则商正建
丑、周正建子者，非改正朔欤？曰改正朔矣，不改月次
也。正朔之改，示一代之兴各有所尚也。月次之不可
改，四时之序不可紊也。苟紊之，则时令乖张，民听疑惑，虽耕耘敛藏，亦将失其候。《尧典》所谓“钦若昊天，敬
授人时”者，万世不可易也。若夫正朔迭尚，不过以新
民视听，如大朝会大典礼尊用此日，名曰岁首，太史
公所谓朝以十月者，是其例也。世儒遂谓商周既改
正朔，则并其馀月次亦应递改，噫为此说者，臆度之
过也。临卦所谓八月者，指观而言也。临、观反对，故圣
人预以为戒。观之为卦，其画四阴，其辰在酉，晓然夏
之八月也。而何氏以为周八月，属未之遁；孔氏以为
商八月，属申之否。夫文王、周、孔简易以从夏正，而何
氏、孔氏反崎岖以求合商、周之正，不亦异乎？故曰：“凡
谓改正朔而并其月递改者，皆臆说也。”《书伊训》“元祀
十有二月乙丑，奉嗣”王祗见厥祖。太甲三祀十有二
月，伊尹以冕服奉嗣王归于亳。夫奉嗣王初见厥祖，
重事也，故以改元之岁首；以冕服奉嗣王归亳，亦重
事也，故以三祀之岁首。然而仍称十有二月，则是殷
人未尝改十二月为正月也。孔氏以《商正》解之不通，
则乃曲为之说曰：“此汤崩逾月，太甲即位而奠告也。”
考之《孟子》，外丙二年，仲壬四年，然后继以太甲，则太
甲乃汤之孙，所谓祗见厥祖者是矣，非嗣汤而立也。
假使太甲嗣汤而立，亦安肯逾月而遽改称元年邪？
故曰：凡谓改正朔而并其月递改者，皆臆说也。《诗》篇
如正月曰“正月繁霜”，四月曰“四月维夏”，六月曰“六月
栖栖”，此为夏正无疑，虽欲曲说，不可得也。虽有曲说，
不足惑也。至《十月之交》，郑氏则释之曰：“此夏之八月
也。”夫十月之交则十一月矣，是周人朔月也。故曰：“朔
日辛卯”，正朔日食，古人所忌，故曰“亦孔之丑。”不然，八
月日食，何足以言甚丑也？以是证之，则周人以十一
月为朔月，未尝改为正月也。又《七月》之诗之五章，自
五月数至十月，而继之曰“曰为改岁”，是以十一月为
岁首，而未尝改之为正月，又一证也。故曰：凡谓改正
朔而并其月递改者，皆臆说也。《周官凌人》“十有二月
斩冰”，与《月令》“季冬之月命取冰”相合，则不惟时皆夏
正，而月亦皆夏正矣。而正月之吉始和，悬法观象郑
氏强解之曰：“周，正月也。”夫以夏正言之，建寅之月也，
三阳既交，“斯谓之和。若指为周正，则建子之月矣，时
方寒冬，安得谓之和邪？”又《党正》：“四时之孟月吉日，则
属民而读法。”夫言孟月，则夏正建寅之月，非周正建
子之月也，明矣。故曰：“凡谓改正朔而并其月次递改
者，皆臆说也。《春秋》所书时皆夏时也，月皆孟月也，虽
《左氏传》亦然。隐三年传曰：‘夏四月，郑祭足帅师’”取周
之麦，秋又取周之禾。其为《夏正》明白如此。杜氏以周
正解之曰：“四月，今之二月也；秋，今之夏也。麦禾皆未
熟，取者盖蹂践之。”夫《左氏》祇曰“麦禾”，而杜谓之未熟。
《左氏》直谓之取，而杜谓之蹂践，几于迂疏可笑。良由
曲泥《周正》，有所不通，故迁就其辞以至于此。故曰：“凡
谓改正朔而并其月递改者，皆”臆说也。或曰：汉、晋、唐
诸儒以三正说《六经》，岂凿空驾说之哉？曰：亦必有一
二疑似以启之，如春无冰，冬大无麦禾之类，皆其藉
口者也。然疑似者，一二尔，明白者，十百也。以疑似盖
明白，以一二胜十百，岂非惑与？夫有一二之明白，犹
将胜十百之疑似，今乃反是，又岂非大惑与？噫《六经》
不幸而经秦火，幸而赖诸儒之补缀也。然而使学者
得见秦灰之残编断简，当反无惑。惟其出于诸儒之
补缀也，是以惑学者滋甚。盖不知其几事，不特如改
正朔之一端而已也。亦幸而改正朔之事，证验尚多，
可以是正。不然，又乌睹其真邪？

夫既因七月之诗，而考六经所书之月，皆夏正矣。六
经之外，先秦他古书及秦汉以后正史，凡所书月，亦
皆夏正也。《吕氏月令》或以为周公作，是与否，固未可
知，然其所言时令，则夏时也。岐伯、《素问》伊川以为战
国间人所作，是与否，固未可知，然其所言月候，则更
月也。《竹书纪年传》谓晋太康初汲人得之魏冢，是与
否，固未可知。然其言三代之正月，则皆建寅也。由是
观之，先秦古书所纪之月，则皆夏正也。秦正建亥，汉
仍秦旧。太史公作《史记》，书十月于每年之首。班固作
《汉纪》，书秋九月于每年之终。所谓春正月者，自在年
中，不改称谓。至武帝太初元年，正历法，以正月为岁
首。明年所书，始以春正月起之，而以冬十二月终之。
是后惟魏明帝用《景初历》，尝以建丑为正，并改三月
为孟夏，馀皆递改。然而郊祀蒐狩，颁宣时令，则复以
寅为正。二者交互，徒惑民听。行之未几，复用夏正。又
其后惟唐武氏改年曰“载”，以十一月为正月，以十二
月为腊月，然复以正月为春一月，自二月以后，不能
易其次也。由是观之，秦汉以后，凡正史所书之月则
皆夏正也。或曰：孟子之书，亦先秦书也。其言七八月
之间旱，赵岐以为此周七八月，夏之五六月，以苗槁
证之，宜若可信。愚则应之曰：泛言苗槁耳，既不可以
为夏之七八月，亦何以证其为周之七八月邪？孟子
又言，岁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舆梁成，直谓仲冬以
后农“隙之馀，可治桥梁，以利民涉，而赵氏泥于周正，
谓夏之九月、十月也，亦可信乎？”或者又曰：“刘歆以三代之正作《三统历》述，此亦正史所载也，何以谓之皆
夏正邪？”愚则应之曰：刘歆，汉儒也，与孔安国盖递相
祖述者，自是历家从而和之，又岂足为确论乎？且不
信圣经而信历述，复以历述而伸传注，是皆学者厌
平实而喜奇夸之过也。必有务平实，而后可与论古
事而学古道也。

或者问曰：“六经子传及先秦他古书，与历代正史所
书之月，皆为夏正”，亦既白矣。然姚大老辨三代秦汉
置正，博引经传，以为皆用夏时，而平庵项氏独以为
《春秋》自是孔子之书，非即周王所用，此一说也。胡文
定《经解》谓以夏时冠周月，是圣人垂法后世之意，此
又一说也。陈止齐《后传》谓：以夏时冠周月，自是鲁史
“之旧，夫子因之，每孟月书时，以见鲁史；每正月书王，
以存周正，盖尊周而罪鲁也。此又一说也。三家者之
言何如？”曰：“三家者皆近世博雅大儒也。特其立说犹
未免牵于传注，故虽卓然有见于始，然卒不能不自
变于其后者也。孔子之《春秋》，即鲁国之史记也。鲁史
之时月，即周家之纪历也。夏周之岁”首虽殊，夏、周之
时令则一，安得孔子所书与周王所用不同邪？项氏
固尝谓《周历》本称决无改月之理，其说卓然当于理
矣，而末乃谓春秋四时十二月，恐皆夫子革之以为
万世法，是则惑也。是岂非牵于传注，虽卓然有见于
其始，而卒不能不自变于其后邪？颜渊问为邦，子曰
“行夏之时言正朔，惟”夏得其正也。胡氏乃谓夫子以
夏时冠周月，信斯言也。是《春秋》所书春正月者，乃今
之冬十一月也；秋七月者，乃今之夏五月也。以冬为
春，以夏为秋，虽甚愚者，犹不为曾谓圣人而为之乎？
传之当时，犹且不可，尚可为万世法乎？胡氏固尝有
言曰：“周人以子为岁首”，则冬十一月也。前乎周者以
丑为正，其书“始即位”曰“惟元祀十有二月”，则知月不
易也。后乎周者，以亥为正，其书“始建国”曰“元年冬十
月”，则知时不易也。其说卓然当于理矣。而末乃谓夫
子作《春秋》，是天子之事，可以改正朔，故以夏时冠月；
又以夫子无其位，不敢自专，故以周正纪事。是则大
惑也。是岂非牵于传注，虽卓然有见于其始，而卒不
能不变于其后耶？至陈氏谓“《鲁史》旧以夏时冠周月，
夫子仍之”，此说似胜，然于胡氏之说，特添一转语尔。
事不如此，亦祇费词。假使周人改朔，并移月次，则天
王在上，鲁人安敢自以夏时冠周月乎？如此，是不奉
天子正朔也。又岂有鲁奉天子正朔，而史官纪事私
以夏时冠周月乎？如此，则是无故而陷其君于僭逆
也。假使鲁史官无识，以是纪事，吾夫子修之，肯仍其
僭谬乎？陈氏固尝谓凡西周之史言时，皆夏时也，于
是援《周官》“季春出火”，非周正月；季秋纳火，非周九月，
以为证据，其说卓然当于理矣。而末乃谓西周之史
言月皆周月也，于是曲借《康诰》三月不言春，《毕命》“六
月不言夏”以为证据。至《泰誓》“十有三年春一月”，于己
说有碍，则反指为讹误，是则惑也。是岂非牵于传注，
虽卓然有见于其始，而卒不能不变于其后邪？呜呼！
自传注之学兴也，各以三统解经，不特何氏之于《易》、
孔氏之于《书》、郑氏之于《毛诗》《周官》、杜氏之于《春秋左
氏》而已也。然而此五六人者，古博雅大儒也，三统之
外，不可废也。至于《春秋》一经，以“周正”解之者，则滔滔
皆是，又岂特胡、陈、项三家而已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