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理学汇编/经籍典/第193卷 > 明赵汸春秋师说 > 论春秋述作本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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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汉·艺文志》：“凡《春秋》二十三家。古之王者，世有史官，
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
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周室既微，载籍残缺，仲尼思
存前圣之业，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
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功，就
败以成罚，假日月以定历数，藉朝聘以正礼乐。有所
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
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
子不以空言说经也。”及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谷
梁》、邹、夹之传。四家之中，《公羊》《穀梁》立于学官。泽谓此
篇叙孔子作《春秋》与左丘明观国史之说，大概得之。
又谓：“丘明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此
说尤当。杜氏云：“凡策书皆有君命”，谓如诸国之事应
书于策，须先禀命于君，然后书，如此则应登策书，事
体甚重。又书则皆在太庙，如孟献子书劳于庙，亦其
例也。据策书事体如此，孔子非史官，何由得见国史
策文与其简牍本末，考见得失而加之笔削？盖当时
史法错乱，鲁之史官以孔子是圣人，欲乘此机，托之
以正书法，使后之作史者有所依据。如此，则若无君
命，安可修改？史官若不禀之君命，安敢以国史示人？
据夫子正乐，须与太师、师襄之属讨论详悉，然后可
为。不然，则所正之乐，如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
盈耳，时君时相谓之全不闻知，可乎？又哀公使孺悲
学士丧礼于孔子，士丧礼于是乎书，则其馀可知也。
盖当时鲁君虽不能用孔子，至于托圣人以正礼乐、
正书法，则决然有之。如此，则《春秋》一经，出于史官，先
禀命于君，而后赞成其事。

夫子见周衰，纪纲废坏，平王以下，王室遂微，自此伯
者迭兴，其势盛彊！虽桓、文有辅翼尊周之功，然为义
不尽，寡弱王室，计其一时之盛，虽若可观，然大抵苟
且一时，诚不足以善其后。是故齐之伯也，释晋里克
及鲁庆父弑君之罪而不诛，君臣之道遂以陵替；晋
之伯也，削王室之地，召王于温，而使诸侯朝之。名分
之坏，孰有甚于此者？襄公以后，虽数世为诸侯长，然
观其施设，大抵皆缓篡弑之罪，纵人臣之恶，开祸乱
之门。逮其末世，衅起萧墙，坚冰已至，于是韩、赵、魏知
氏力敌，而分晋之兆乃成。田氏得志于齐，而篡弑之
恶已著，鲁之公室亦遂衰微。大夫失权，陪臣执命。推
原其弊之始，虽欲不罪齐桓、晋文，得乎？观齐、晋之宽
纵，不讨弑君之罪，后之子孙亦因此而亡，则报应之
理，曷尝不明？利欲之末流，其害如此。呜呼！齐、晋之事
既已莫救，而来者效尤不已。天下之大，有臣无君，礼
义消亡，风俗颓弊，日趋日下，莫知所止，圣人忧焉，远
则激于《陈恒》，近则伤于《麟获》。虽有变鲁至道，兴东周
之志，而未尝有一日之权，是以不获已而观乎国史，
以作《春秋》。书既成而乱臣贼子惧焉，则其效验著于
当时，而功用行乎百世。礼以济其怒，仁以行其权，用
大智而天下后世莫能知。其心即尧舜之心，其事近
乎汤、武之事。不动声色而使读者莫不敬惧心服，不
言而化，不疾而速，不怒而威，揭纲常于一朝，叙彝伦
于万世。方诸汤武，顾不盛欤。

周自平王东迁，微弱不振，至孔子时，微弱已甚。孔子
虽圣人，然在当时不过鲁之臣子，周之陪臣也，悯周
之衰而拯救之，故托鲁史以明大义于天下，遵周之
法而治周之诸侯尔。吾观圣人拳拳于周室，常有兴
东周之心，学者当虚心以求，而后《春秋》之正说可得
而伸也。史纪事从实而是非自见，虽隐讳而是非亦
终在夫子。《春秋》多因旧史，则是非亦与史同，但有隐
微及改旧史处，始是圣人用意，然亦有止用旧文，而
亦自有意义者。大抵圣人未尝不褒贬，而不至屑屑
焉事事求详，若后世诸儒之论也。孟子曰：“其义则丘
窃取之矣。”窃取者，谓无其位而不敢当，故谦辞也。
二百四十二年者，夫子之《春秋》，自伯禽至“鲁灭”，史官
所书者《鲁春秋》也。王者赏功罚罪，虽或不当，然犹是
号令足以及天下，名分未至大坏，夏商皆然。惟东周
自平王微弱，不复能制驭诸侯，而至上下之分陵替，
礼义几于澌尽。故孔子作《春秋》，平王以前不复论者，
以其时天子能统诸侯故也。始于平王者，所以救周室之衰微，而扶植纲常也。

《春秋》皆是处变，常者易处，而变者难处，故《春秋》非圣
人不能作。

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
与立，未可与权。”此是看《春秋》之要。孔门高弟，惟颜、曾
学力已到，庶几可与权者。此外如有子，亦颇知通变。
游、夏虽高，弟却恐未及。《春秋》兼正变。然大抵变多于
正，多是从权，故非圣人不能作，非孟子诸大贤不能
透彻，《公》《谷》费尽心思，无大益也。

《春秋》本是一贯之道，夫子以一理而裁万事，洪纤高
下，各有攸当，而学《春秋》者竟未知其为一贯也。
《春秋》如正例变例之实，此是泽破近代诸儒《春秋》不
用例之说。三《传》皆用例，虽未必尽合圣人，然不中不
远。近时说者则以为夫子《春秋》非用例。若如此，则夫
子作《春秋》止是随事记录，止如今人之写日记簿相
似，有何意义？惟其有正例变例，方可推求圣人本意。
且如某年某时某月某日，某国某人灭某国，此分明
是恶其以无罪灭人之国。又如文十四年九月，“甲申，
公孙敖卒于齐”，此人虽有罪，然是公族。观圣人之意，
是以恩录，不以罪杀恩，所以示敦睦宗族忠厚之道，
亦是以二子故。此是变例。如此看，方稍得圣人之心。
若说圣人止备录，使人自见，则但是史官皆可为，何
以见得《春秋》非圣人不能作？又尝见近世作宰相者，
用人之际不肯拘例。曰：“若用例，则一堂吏亦可为宰
相。”此说固是。然亦偶遇可以不拘例之人则可。若一
切皆不用例，则有司又何所守乎？《春秋》之不可无例，
亦犹是也。

哀公十四年春，“西狩获麟。”夫子感麟之出，不以其时，
虚其应而失其归，又伤己之不遇，无以自见于世，乃
据鲁史而作《春秋》，以治乱臣贼子奸名犯分之罪。其
夏适有陈恒弑简公之事，夫子若释而不问，何以诛
奸凶于既往，遏乱贼于方来乎？所以虽已致仕，不敢
惮烦，特重其事，沐浴而朝，告于三子，请正讨贼之义。
鲁之君臣虽不从，然乱臣贼子始知所惧，而后讨贼
之义例始定。然事虽不行，而为恶者已知所惧，惴惴
焉亦惟恐人之议己。是夫子一告之顷，已足以匡天
下之乱矣。此《沐浴告君》，所以为二百四十二年讨贼
之义例也。

陈恒之事鲁，若任孔子，亦不得不用“鲁众加齐半”之
说。盖圣人德义虽孚于人，然亦须临事而惧，好谋而
成，岂得全然不论兵力？故当斟酌事情与彊弱之势，
以告君也。

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孔子始修《春秋》，明年子路卒，
又明年孔子卒，则是此书成得年岁间而孔子没也。
当时门弟子见者必少，盖此书亦难以泛然视人，想
夫子没后，弟子方见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