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理学汇编/经籍典/第193卷 > 明赵汸春秋师说 > 论古注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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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元凯作《春秋经传集解》之外，自有《释例》一部，凡地
名之类，靡不皆有。此自前代经师递相传授，所以可
信。而学者开口只说贵王贱霸、内夏外夷、尊君卑臣，
如事物名件地理远近风俗古今之类，皆置不问。如
此则焉往而不疏谬乎？近尝见一家解叔孙豹救晋，
次于雍榆，谓是讥其迁延次宿，不急于救。若泽解此
事，便须先考究雍榆地属何国，去晋鲁远近几何，凡
师出裹粮所经过之国，势须假道，告以救晋之故。又
当考究当时救晋者有几国，今《经》皆不书“诸侯救晋”，
而独鲁遣豹次于雍榆，岂得以迁延不救为罪？且夫
救晋者获贬则安居，坐视者率皆可褒乎？其非《经》旨
决矣推变例以正褒贬，信二《传》而去异端，此杜元凯所得，
可以为法。人却去了“义”字，只说元凯，以例说《经》，亦可
叹也。

杜元凯说《春秋》，虽曲从《左氏》，多有背违经旨处，然穿
凿处却少。如说“春秋”二字，云，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
所记之名。如说“东宫”二字，杜氏却云，“太子谦，不敢居
上位，故常处东宫。”他人于此等处必不取，然泽却取
之者，以其说简质正大，有所包含，非穿凿之比。
杜元凯信《左氏》，泽亦只是信《左氏》，但立意却微有不
同，亦只是毫厘之差，中间却有大相远处。年四十时，
周正之说已分明。至四十五六，《春秋》忽大有所悟，
“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杜
氏遂分《春秋》之事以类相从，推之以合此五者。然不
知有一事而备数义，杜氏盖未之思也。凡此皆拘滞
而失《春秋》之大指焉。

郑世子忽复归于郑。此是“予忽”也。“予忽”，正也。世子则
明当为君。明当为君，则突之彊暴篡夺可见矣。《杜氏》
以为“贬忽”，非也。

鲁僖公夫人姜氏，杜氏以为是齐桓公兄弟同出于
齐僖，据《传》，则僖公即位之初，距齐僖之后四十年矣，
元凯何不思之甚欤！若以为是齐襄公女，则于适母
哀姜为妹，父子同娶于齐襄，亦恐无此理。若以为是
齐桓女，则于事体无嫌，何故《经》《传》皆不载其事？又况
齐女素贵，鲁若无庆父之难，则僖公不过庶公子耳，
彼岂肯嫁庶公子乎？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庙，用致夫
人”，说者遂谓立妾为妻，其诬罔甚矣。夫姜者，齐姓，僖
公既未尝娶于齐，何故有姜姓娣侄立以为妻乎？又
《礼记》称“夫人之不命于天子，自鲁昭公始”，则昭以前
皆须请命于周，无立妾之事。又传称“自桓以下娶于
齐”，此礼也则有。若以妾为夫人，则固无其礼。如此，则
谓僖立妾致庙以当庙见者，岂非诬罔之甚哉！曰：然
则此《夫人姜氏》两书，于经为谁女也？曰：去古既远，虽
无明文可凭，然以意推之，疑是子纠之女耳。子纠死
而其妻孥在鲁，僖公为庶公子，年长，故得聘其女焉。
事既在前，经传无由得见，然则姜氏自与齐桓为仇，
但僖公却又与齐桓共修霸业，以翼戴天子，所以同
会齐侯于阳谷，又会齐桓于卞，以桓公是叔父，焉可
无劳？为其有仇怨，故须久而后见，此固无明文，但以
胡文定推论哀姜事例之，则有可信之理耳。盖《春秋》
是事，须先考事实，而后可以求经旨，若不得其事之
实，而遽欲评论是非，则如杜氏之详密，亦不免于误
也。

鲁十二公，惟庄公、成公是适，然独庄公，《经》《传》皆见成
公，则《经》《传》皆无明文。但据杜氏以穆姜为成公母，穆
姜是宣公夫人，则成公当是适。然经既不书成公之
生，则杜氏之说亦未可据也。又陆氏作《音义》，“十二公
惟成公不书母氏”，盖《经》《传》无所据故也。然又有说，《春
秋》诸侯会盟，征伐多故，设令是适长而始生之时，君
或在外，亦不得行举子之礼。此又以事情知之。
说《春秋》如杜预、范甯尽精详，盖犹是推究书法，有所
凭依，特识见尚有未到，所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近世说《春秋》，谓孔子用夏正，考之三传，未尝有夏正
之意。何休最好异论，如黜周王鲁之类甚多。若果用
夏正，则何氏自应张大其事。今其释《公羊传》，亦止用
周正。如“冬十一月，有星孛于东方”，何氏云“周十一月，
夏九月，日在房心”是也。惟“西狩获麟”，解云“河阳冬言
狩，获麟春言狩者，盖据鲁变周之春以为冬，去周之
正而行夏之时。”详其说，亦只谓孔子书狩于春者，以
周之正月二月是建子丑之月，于夏时为冬，故书狩。
夫以春而书狩，此何氏所以谓之去周正而行夏时，
盖缘此年不书王正月而止书春，故何氏有此论。然
以前二百四十一年皆据周正以解《公羊》矣，独此年
有此论，亦所谓立异论之一者。又案何氏云：“绝笔于
春不书下三时者，起木绝火，王制作道备，当授汉也。
又春者岁之始，能常法其始，则无不终竟。”又曰：“得麟
之后，天下血，书鲁端门曰：‘趋作法。孔圣没，周姬亡，彗
东出，秦政起，胡破术书纪，散孔不绝。子夏明日往视
之，血书飞为赤鸟，化为白书，署曰《衍孔图》’”，中有作图
制法之状。孔子仰推天命，俯察时变，却观未来，豫解
无穷，知汉当继大乱之后，故作拨乱之法以授之。观
何氏此说，怪诞穿凿，则无怪其于《春秋》之终，而谓孔
子改周正也，然何氏亦只谓此一年耳。而近世说《春
秋》者，遂谓“周不改时”，又谓“二百四十二年皆用夏正”，
大失圣人尊王之旨，岂非何氏作俑之过哉？

齐人取子纠杀之。《穀梁》以为千乘之国，而不能存子
纠。《范甯序》谓《穀梁》以不纳子纠为内恶，是仇雠可得
而容。又注引何休曰：三年溺会齐师伐卫，故贬而名
之。四年，公及齐人狩于郜，故卑之曰“人。”今亲纳仇子，
反恶其晚，恩义相违，莫此之甚。郑君释之曰：“于仇不
复，则怨不释而鲁释怨，屡会仇雠，一贬其臣，一卑其”
君，亦足以责鲁臣子。其馀则同，不复讥也。至于伐齐纳纠，讥当纳而不纳耳，此自正义不相反也。甯谓仇
者无时而可与通，纵纳之迟晚，又不能全保仇子，何
足以恶内乎？然则干时之战，不讳败，齐人取子纠杀
之，皆不迂其文，正书其事，内之大恶，不待贬绝，居然
显矣。二十四年“公如齐亲迎”，亦其类也。“恶内”之言，传
或失之。泽谓“郑君”之说，虽或未备，然大抵却是委曲
推究，与近世说《春秋》者不同。范氏仇“无时而可与通”
之说，虽若正大，然不察事之情实而失之执滞也。若
果不可通，则此后桓公霸诸侯四十馀年，率诸侯以
尊王，鲁亦常在其中，却如何说？夫鸟兽行杀桓公者，
齐襄也。齐襄之罪，王法所当诛，王室既不能诛鲁，力
又不足复仇，而襄公已为国人所弑，则鲁又如何欲
迁怒馀人乎！子纠桓公乃僖公之子，襄公之弟，圣人
盖恕鲁力之不能复仇，而深责其不当与仇通，故已
屡书而致其意矣。及仇人贯盈，而自罹于祸，国内无
主，鲁若于此时奉纠而立之，诛其凶乱，则亦庶几可
以雪耻。此实无害于义。惟庄公之意，亦岂不欲如此，
然第失事机，故非但无益，而更取败耳。若如此看，则
《春秋》始可通而无执滞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