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理学汇编/经籍典/第193卷 > 明赵汸春秋师说 > 春秋指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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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与《春秋》皆夫子作，然二经事体又自不同。《易》则文
王、周公已有全书，《春秋》却是古所未有。二帝传授，精
一执中，心法百圣所同，唯《春秋》一经乃是夫子所独。
盖夫子之精微缊奥，皆具于《易》，而所以立教则在《诗》
《书》《礼》《乐》，其拨乱反正制事之权，皆在《春秋》。二帝三王
皆有事功，夫子之事功则在《春秋》也。故曰：“吾志在《春
秋》”，岂不信乎？删《诗》《书》，正《礼》《乐》，系《易》是述，唯《春秋》可以
言作。

《易》称“巽以行权”，盖巽顺而后其权可合于正。若先不
巽顺，则其所谓权者乃乱耳。如孔子作《春秋》，固是行
权，然圣人之心，本极于巽顺，以巽顺行权，所以济世
道之不通。若因循顾忌，视天下之沉溺，与己不相关，
则亦非圣人之心矣。惟其巽顺，故天下莫敢议其非，
然圣人犹曰“罪我者《春秋》”，可谓巽顺之至矣。

春秋之初，如卫州吁之事，此时事体，当责王室，及春
秋中世，当责霸主，及其后肆无忌惮，然后用孔子之
法。如胡氏说“公及宋公遇于清，宋公、陈侯、蔡人、卫人
伐郑”，说得似急迫，恐非本意。及衰乱之极，王者既不
兴，诸侯又无霸，圣人既生此时，不忍坐视其弊。夫人
无远虑，必有近忧，他人且不可，况圣人乎？此《春秋》所
以不得不作。

隐公八年，“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秋七月庚午，宋
公、齐侯、卫侯盟于瓦屋”，胡文定皆以为仲尼变周制。
泽以为仲尼救周之衰则有之，以为变周制则不可，
以德则孔子是圣人，以分则孔子是陪臣，岂得变周
之制《春秋》自三传已有异同，又益以三家之注，实有矛盾。
至啖赵、陆氏又往往自为说。及。近代孙泰山胡文定
所见又往往不同。晦庵所以不解《春秋》者，为此故也。
或问：朱子何以不解《春秋》？答以元年春，王正月，某已
不晓。据此，则是已不满于胡《传》，但不肯翻然立异耳。
凡解《春秋》，不与先儒立异，则经旨不明，若与先儒立
异，则于事体又甚不便。正说未见信，谤议已随之。所
以晦庵答门人问胡《传》，曰：“不若且听他如此说，得三
纲五常不至废坠，足矣。”此不得已之说，其实不满于
胡《传》也。

《春秋》所以难说，盖不止于元年“春，王正月。”如不书“即
位”，《公羊》《穀梁》所见自殊。胡文定是《穀梁》而非《公羊》，其
说虽正，然于事情不察，未免有差。夫以《王制》论之，则
惠公元妃，孟子既无子，则隐是庶长，当立。胡氏以隐
是让而非摄，其说是矣。但礼失之馀，先君之事亦已
如此。既不容探其本而归之正，而徒裁正其末流，岂
不龃龉扞格而大咈于人情哉！仲子之归鲁，盖以夫
人礼聘之，亦已假宠于王室，故王室知有仲子，其后
归其赗也。若据此事情，则仲子既贵，桓是太子，隐自
不得立，其所以摄者，父命也。如此，则《公羊》之说为是。
又据《左传》，则元妃既薨，声子已摄内政。久之，仲子归
鲁，既称夫人，声子亦已退避，仲子之贵有素矣。隐公
二年十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三年四月辛卯“君氏
卒”，“仲子称薨，声子称卒”，书法如此，圣人斟酌轻重之
意亦可见焉。或曰：正义不从，而固从此偏曲之说，何
也？曰：“此变礼也，非偏曲也。”若欲伸正义，必明天子而
后可。不然，则用《穀梁》之说，以辅佐隐公使之自立，则
上逆天子君父之命，又必杀桓公母子而后可焉。此
说《春秋》者，所以不得已则从权也。或曰：“何以谓之上
逆天子？”曰：惠公在位久，晚年以鲁夫人之祥娶仲子，
若不请于天子，以夫人礼聘，则宋人必不与，故经书
“‘夫人子氏薨’。是尝请命于天子，可以称夫人矣。虽是
失礼，然亦有故，又与汎常违礼者不同。故说《春秋》者，
又当”斟酌事情，未可直情而径行也。

唐人考古之功，如孔颖达、贾公彦最精密，陆德明亦
然，但音切未善。宋氏诸儒经学极深，但考古之功却
疏。若以宋儒之精，用汉、魏、晋诸儒考古之功，则全美
矣。去古既远，不先效汉、魏诸儒之勤，却便欲说义理，
祇愈疏耳。大扺生于后世，既不获亲见圣贤，又不获
在两汉、魏、晋间，则去古日远，考古之功自然不及。如
名物度数，汉儒犹有目击者，今却皆是索之纸上，岂
不疏乎！“夏时周月”之说，晋魏诸儒焉得有此论乎？自
唐以来，说《春秋》者多不满于三《传》，然说者之于《春秋》，
其详密未必能及左氏、杜预也。使说《春秋》者，先有丘
明、元凯详密之功，而后加以河、洛大儒之论，则事情
既得，书法不差，义理自然顺序，可以归一。今诸说皆
舍先儒已成之功、稽古之实，所见又未完备，而遽与
之立异焉。《春秋》之道所以久而不明者，以此故也。
《周易》《春秋》有绳墨之书，不可不学，而实未易学也。《易》
当明象，《春秋》当明书法，象学久已失传，故《易》尤难焉。
然自辅嗣以来，玩其辞，解其义，所失亦未远。唯《春秋》
当据事以求《书法》，说者往往不察事情，而辄以己意
窥圣人，由是众说迭兴，而夫子之志荒矣。泽自蚤岁
已深有所疑，乃潜心以求，积数十年而后默有所悟。
大德八年始作注，具槁积十有七年改削，犹未成书。
其辩难剖决之文，悉入《六经辩释补注》。其《春秋》笔削
本旨，以贫故未得修述，是以有其义而无其辞。今年
已六十馀，大惧失坠，所以不得忘言者，用工已有次
第，中道而废，则深可惜。且古今说《春秋》，最苦于所说
不完，杂糅纷纭，徒乱人意，是以王介甫几欲举而废
之。泽尝有言：“凡说《春秋》，要意思浑全。若一处欠阙，便
成疏漏，一切舛谬，从之而起。故说《春秋》者，若所见未
完，则如勿说，非徒无益，而又害之。若所见果”完，则虽
微贱，无闻于时，神明必有相之者。此泽所以不得不
尽智毕议，求以无负于圣人也。然《正解》既未脱槁，《本
旨》又未著笔，《补注》虽已刊，泽亦颇靳惜其书。盖四十
馀年之勤，览者一目可尽，而此心终未暴白于世，惧
人之亵而视之也，故具指要数十处，使观者察焉。夫
说之详，辩之明，则易为观听，而人往往遂怠于学。又
“补注者积久之功，如器之已成，人但见其易而不知
其难也。故推本其始，与有志经学者共之。傥不弃鄙
言，先默会于此，而后推以及其馀，则全经可通，意无
不浑，而诸儒之得失无所遁其情矣。